徽商的文化自觉 底蕴与表现
文化是商之魂。一个商帮或商人的任何表现，其实都是受文化支配的，是文化的外在反映。明清徽商之所以能创造辉煌的业绩，全在于她的文化自觉。徽商是一个有文化自觉的商帮。所谓文化自觉，是指对某一事物所具有的清醒的理性认识，表现出一定的先进性，并且能够付诸实践。表现之一：敢于冲破传统的四民观，毅然走上经商之路。两千年来，重农抑商是封建统治者的基本国策，士、农、工、商是固化了的社会地位排序。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鼓吹和提倡，鄙商、贱商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要迈出经商这一步要有很大勇气。徽人大规模地、前赴后继地脱农经商，是在明中叶真正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后。明中叶著名思想家王阳明的“心学”影响很大。他对古已有之的“四民说”提出了全新的看法：“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真不啻为空谷足音。王学传到徽州后，形成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徽商自觉地接受了这一先进思想，在三点认识上取得了突破，表现了徽商的文化自觉：一是认为商业不再是“贱业”。明中期歙县人黄崇德，初有志举业，其父对他说：“象山(陆九渊)之学以治生为先。 ”他父亲完全服膺陆王学术，把“治生(经商)”放在第一位，希望儿子弃儒服贾(音古，经商)。歙商许侔先说：“士农工贾，勇往为先。 ”不管什么职业，只要勇于去干，都是应该肯定的。二是认为贾不负于农。在传统观念看来，以“本”(农)致富为上，以“末”(商)致富为下。歙人许大兴就说：“耕者十一，贾之廉者亦十一，贾何负于耕，古人非病贾也，病不廉耳。 ”意思是说，务农能获十分之一之利，廉洁的商人也只取十分之一的利润，那么经商又为什么比务农低一等呢？古人不是痛恨商人，而是痛恨那些贪婪的奸商。想通看透此理，便不再受传统观念束缚。三是认为贾不负于儒。在传统社会，士贵商贱，已成为人们固有的认识。但大儒王阳明说“四民异业而同道”，士和商应是平等的，商人没有必要自己看不起自己。明中期歙人程季公就说：“籍能贾名而儒行，贾何负于儒？”就是说如果能以儒家思想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那就不比儒士差。这是何等气魄，何等自信！旧的观念一旦被冲破，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也就被驱除了。人们终于认识到，在徽州虽然务农之路越走越窄，但还有一条光明大道——经商，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走下去。所以明中叶，大批徽州人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地弃农服贾。徽商迎来了第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表现之二：能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自觉坚持商业道德。徽商不仅有文化有知识，更重要的是自觉地把儒家伦理运用到商业中，形成自己的商业道德。第一，以诚待人。诚是一种信誉，也是一种财富。一个商人“诚”的信誉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来的，他需要长年甚至几十年的不断努力。黟县商人胡荣命贾于江西吴城，始终以诚待人，“贾五十余年，临财不苟取，遇善举辄捐赀为之，名重吴城。 ”他的商铺得到了人们的高度信任，实际上就是一块金字招牌。晚年吴荣命年老归里，有人以重价买他的铺名。荣命不同意，可见商人多么珍视“诚”的价值，把“诚”看得比金钱更重要。鲍雯经商，一切智巧奸诈悉屏不用，“但推至诚待人……其后渐致赢余。”章必焕经商，“以诚信见重于时”，名著两浙。以诚经营的徽商比比皆是。第二，以信接物。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徽商在自己的经营行为中能自觉地把“信”牢记在心并身体力行。布商吴南坡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休宁商人程铨留下遗言说：“治生莫若勤俭，立身莫若忠信，此吾所常谈也。”绩溪人胡雪岩在杭州的胡庆余堂的大厅里，悬挂着一块“戒欺”匾额，上面有胡雪岩亲自起草的一段文字：“凡是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巧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 ”这显然不是什么商业广告，完全是胡雪岩发自肺腑的真实思想。第三，以义取利。“义”也是儒家重要的伦理之一。徽商在处理义利关系时，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歙商汪忠富曾说：“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 ”这可以说代表了绝大多数徽商的共识。胡山经营粮业，有年运粮至嘉禾，正逢饥荒，“斗米千钱”，同行建议他在米中掺杂一些沙石和霉米可以赚大钱，胡山坚决不同意，不赚昧心钱。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第四，以质求胜。徽商讲求“诚”、“信”、“义”，保证商品质量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胡庆余堂《戒欺》匾额上，提出制作中草药“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就是确保药品的质量。胡庆余堂另一幅匾额上又写道：“真不二价”。由于胡庆余堂生产的中药货真价实，质量上乘，所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信誉。明万历间休宁人汪一龙在芜湖“创立正田药店，垂二百余年”，该店“慎选药材，虔制丸散”，“对症取服，应效神速”。深得老百姓的信任，不仅“四方争购之”，就是“每外藩入贡者，多取道于芜湖，市药而归”。
表现之三：以极大的热情，自觉投身到收藏、刻书、戏剧、书法、医学、教育等文化事业中，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不仅仅是自己的兴趣使然，更是对文化的一种敬畏，对文化价值的肯定，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担当。盐商鲍廷博立志精选善本刊刻《知不足斋丛书》，几十年如一日，祖孙三代连续刊刻三十集、二百余种，深受社会欢迎。为了刻书鲍氏投入了大量资金，“犹复节衣减食，裨补不足，视世间所谓荣名厚实、快意怡情者，一切无堪暂恋，只有流传古人著述，急于性命”。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精神，绝不可能做到。其他诸如徽商倾囊收藏、捐资助学、兴办家班、助士刻书、养士研学等等举措，无不表现了徽商的文化自觉。
表现之四：秉承正确的财富观，在赈灾救荒、扶贫济困、公益事业方面勇于社会担当。他们在家乡或在经商地，架桥济渡、铺路利行、年夜散银、义田助学、义山埋骴等等，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数的记载。他们做这些事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或恻隐偶动，而完全建立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一是“积而能散”。歙商黄崇敬在扬州业盐致富后就说过：“积而能散，礼经明训。”于是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可以说徽商的热心公益、回报社会的行为就是来源于儒家的这一思想。二是天命观。儒家思想是讲天命的，认为天无所不知，人间的行事一定要按照天的意志去办，不可违背和抗拒，否则“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徽商鲍士臣就认为：“傥来之物，侈用之是谓暴天，吝用之亦为违天，惟其当而已矣。”在他看来，意外赚来的钱，浪费奢侈就是对天不恭敬，吝啬、舍不得帮助别人也是违背天意，所以他不仅“终其身衣服饮食之奉无所加其旧”，而且大力帮助别人。可以说徽商之所以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正是出于对“天”的敬畏心理。三是义利观。儒家关于义利的系列论述是徽商的重要指导思想。当获利之后，他们首先就想到义。黟县商人舒遵刚做了大量善事，他说：“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因义用财，不仅不会枯竭自己的财富之“流”，而且能够丰裕自己的财富之“源”，这才是生财之“大道”。四是“满招损”。徽商闵象南大力行善时，有人劝他留些财富给后代，他说：“扑满有入无出，吾惧其扑，故不敢满，且吾子孙固未尝贫也，使至于扑，欲求为中人产得乎？”扑满，为我国古代百姓储钱的一种陶制盛具(储蓄罐)，钱装满后，人们则将其敲碎取之。 “满则扑之”，故名“扑满”。闵象南致富后，就是“惧其扑，故不敢满”，所以要大力行善。应该说很多徽商行善举也都缘于这样的理念。
表现之五：认清形势，与时俱进，自觉实现转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千古未有的大变局。外国商品和资本进入中国，新型的现代企业开始兴起。一些徽商能够认清社会转型大势，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毅然转型。如在上海的一批徽商及其子弟，主动学习外语，与洋人打交道，先后成为我国早期的买办商人，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做出了贡献。还有一些徽商放弃数百年一以贯之的传统经营方式，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投资开矿、购买轮船、创办银行等等。如安徽第一家发电厂“芜湖明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徽商程宝珍、吴兴周在1906年创办的。这些举措反映了他们的文化自觉。
徽商何以有这种文化自觉？就是因为徽商是“贾而好儒”的商帮，是有文化、有信仰的商帮。一个人如果文化素养高了，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就会富于理性。商业活动非常复杂，市场形势虽不像现在瞬息万变，也是变化无常，需要准确判断；经商要和顾客打交道，很多问题需要正确处理；商业团队内部关系也需要妥善协调等等。有理性就能正确地分析一个事物、一种行为的利弊得失，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某种先知先觉。徽商之所以大多发展较快，应该说与他们善于处理这些问题是有关的。但仅有文化还不够，还要有信仰。有信仰，才能有敬畏，才能自觉地去践行。文化和信仰，两者俱备，才能升华为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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