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艺术发展的地域条件
徽州以其独特的地域条件，成就了独特的徽州艺术，其中以新安画派、徽州三雕、徽派建筑最具代表性。纵观这些艺术的发展，与徽州社会的发展同步，反映时代风云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徽州的文化和艺术，是徽州人在历史进程中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所谓的徽州地域因素，并不是简单的地域环境，而是影响徽州地域文化艺术特色的多方面因素，包括政治、经济、环境、社会等等多方面。
徽州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徽州地处皖南，毗邻江浙，"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寒，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范围(指古徽六邑)，包括现在的黄山市及江西的婺源、宣城地区的绩溪县。徽州从秦代就开始设郡，曾经是吴、楚之地，南宋时建徽州府，再到现在的黄山市。虽然范围有所变化，但相似地理环境和文化移存将他们紧密相连。徽州境内多山，山多地少、交通闭塞，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说。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通过新安江水系，除宋代的方腊起义和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外，历代很少受战乱的影响，人们生活安定，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传统生活方式一直延续着，是中国历史农业社会发展的典型缩影，有世外桃源的美誉。境内既有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黄山及境色奇异的古牛降和清凉峰，还有全国道教名山齐云山(白岳)、号称"几百里山水画廊"的新安江----徽州人的母亲河，徽州秀丽的自然和人文景色不知吸引了历代多少文人墨客，成了艺术的肥田沃土。汤显祖的“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身痴绝处，无梦到徽州”道出了对徽州的向往之情，徐霞客游过黄山后感叹道：“游黄山而后天下无山，观止矣”，到新安寻仙访友的李白被新安江的旖旎风光所吸引，留连忘返，在新安支流的歙县练江边留下许多动人的诗篇，如“槛外一溪水，几回流碎月”，“人行明镜中，鸟渡屏风里”就是对新安胜境的赞誉。歙县籍的画家弘仁正是受到徽州自然风光和人文积淀的熏陶，才能够沉浸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感受生命存在的意义和哲理，创造出冷峻孤高、清新淡雅的山水作品。徽州山多林密，自然资源丰富，象竹、木、茶、桑、草药、漆、矿石、矿土等为徽州工艺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徽州之所以能成为文房四宝的重要产地以及在建筑等领域大量使用的三雕工艺，无不得益于徽州丰富的自然资源。建筑中巨大的白果树圆柱和横梁的大量使用得益于徽州的木材资源、黟县的青石、麻石是石雕和建筑的重要的石料，而婺源的砚石矿是歙砚主要原料供应地。当然地理环境优越和自然资源丰富只是艺术发展的条件之一，多山的徽州其内部的开发，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毕竟是有极限的。中原大族的迁徙以及徽商对徽州经济、文化的促进作用才是艺术发展至关重要的两个因素。
徽州的艺术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发展，徽州的文化是一种综合文化的体现，徽文化，是对中原文化和各种文化的包容整合。作为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徽州文化崛起于北宋后期，发展于南宋，鼎盛于明清时期，约有800年之久。徽州原属山越之地，后来吴、楚的统治改变了山越人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又由于历代战乱和社会变迁引发的北方中原人口的大量入迁，促进了徽州的文化和经济的发展。
徽州文化的发展虽然主要在明清时期，但是在这之前的社会文化的发展，为其在明清时期的繁荣做了铺垫，徽州号称“东南周鲁、礼仪之邦”，说明了徽州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关系，作为移民社会，东汉、西晋、唐末、北宋四次北方强宗大族的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促进了徽州的文风昌盛，徽州重教兴文的传统，使读书入仕之风极盛。文化的昌盛离不开教育的发展，从"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师。…十户之村，无废诵读"“经商好、读书好效好就好”“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这些记载和古代楹联中，可以看出徽州人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正是由于徽州教育源远流长、读书风气浓郁、名人辈出，在封建科场，徽州才子始终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如歙县便享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休”之殊誉，休宁县号称状元县。从宋至清末，徽州进士人数累计达1900人。此外徽州还涌现了算学家程大位、经学家俞正燮、戴震，理财专家王茂荫、近代学者胡适、教育家陶行知等著名人物。文化的繁荣促进了艺术的发展，象徽州的文房四宝，既是一种极其精致的工艺品，更是艺术家、文人墨客的必备工具，而歙砚就是得到富有艺术天赋的宋徽宗赵佶的赏识而名扬天下。
朱熹开创的新安理学，作为儒家思想的新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徽州人，是徽文化思想的内核，“在明清，朱子之学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惟新安之士为然” 。清休宁《茗洲吴氏家典》中所云："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 。连徽商也以儒贾为荣。于是，朱子的思想，程朱理学的教训，不仅深深影响徽州入仕、如学、入贾之人，也深入民众意识，使徽州成为儒家思想并兼容着佛道思想的厚重沉淀区，使封建化程度在徽州尤为深重。这些都内在深刻地左右和指导着徽州文化的发展，是典型的中国封建文化思想的体现。但同时让人惊奇的是，戴震、胡适、陶行之等一批思想、教育家又在传统保守的程朱理学中解放出来，为徽州带来先进的思想意识，从而使徽州成为现代启蒙思想发源地之一。
徽州是宗族社会，大多聚族而居，宗法制度下的农村社区生活呈现“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至，婚嫁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的和谐之景。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文化的传承，儒学兴盛，加上徽州相对隔绝的地理条件，使这里的家族文化十分凝重，“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擅入者。其风最为近古……虽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家族、宗族认同感强烈，宗法观念盛行，传统的伦理与道德规范都是以家族为载体。徽派建筑里的砖石木雕，许多内容涉及忠孝节义，形象生动的图式阐释着朱子之学和孔孟之道。艺术在成了服务于宗法观念的工具的同时，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作出了贡献。徽州的祠堂，牌坊随处可见，是徽派建筑的代表，祠堂高墙深院、圆柱列厅、气势威严，颇具神彩：牌坊层层叠叠、龙飞凤舞、雕刻精美、形式多样、是艺术之典范，在古代，祠堂、牌坊是封建宗法的体现和家族统治的象征，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彰表宗族典型事迹人物，保护宗族利益、促进宗族兴盛等等实用性功能。家族的兴旺发达对艺术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许多艺术技艺如刻板印书，都是世代相传，宗族圈的扩大，也为地域社会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新的可能。
明清时期徽商的兴盛巩固了徽州在历史上的地位，自南宋建都临安以来来，近水楼台之便让给徽州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徽商从做竹、木茶等小本生意开始到后来有影响的典当、钱庄、和盐业，成为富甲一方巨贾，对徽州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正是徽商对文化和入仕的重视，使其获得儒商之誉，也成为他们数百年立于各商帮之首的成功要诀。徽商的重学重仕途，直接促进了文房四宝业和徽州刻书、版画的发展。徽商重仁义孝节，则为徽派建筑的辉煌埋下伏笔。徽商遍行天下，创造了“无徽不成镇”的神奇，徽商的大气和奢华改变着当地的民风民俗，使徽文化传遍四海。象扬州私家园林的精致和巧夺天工，徽班进京的轰动和影响力都是中国文化和艺术史上的奇迹。
尽管徽州自然环境并不优越，但是徽商在历史上还是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成就。这得益于他们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诚恳待人的处世风度。残酷的环境造成他们背井离乡的闯荡：“前世不休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少小离家老大回。成功之后知恩图报，回馈父母乡邻，造福子孙。他们对儒家传统文化与商业发展的关系有着全新的认识，在程朱理学纲常伦理的宗族理念中融入阳明新学的重商思想，“以儒术饰贾事”获得了“廉贾”、“儒贾”之美誉，被人称为“扫尽市井俗态，虽不服儒服、冠儒冠，翩翩有士君子之风焉”。徽商在商品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功，给徽州的文化艺术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观念支持，徽商有强烈的家族认同感和故土意识，在外经商不但互帮互扶、重视乡里亲情，获利后不忘施惠家乡，兴学捐助，带动家乡经济发展。徽商在外往往带动一方经济，当年扬州的繁华与徽商关系很大，那里盐商大贾基本上是徽商，至今扬州还留下无数徽商的私家园林，徽商回乡后置田建房，徽派民居的形制和房内的装饰处处体现了徽商的精明能干和价值观念，象厅堂摆设的东屏西镜意味平安，高墙深院、四水归堂反映的是财不外露观念，光线阴暗的卧室也与暗室生财理念有关。三雕中的梅兰竹菊及各种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处处体现出徽商的文化品位。就这样，徽商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文化品位注入其中，留下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产，如徽派建筑、民居、徽派版画、篆刻、盆景、徽墨、徽砚以及徽菜、徽剧等，促进了徽州文化艺术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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