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花落终留痕——浅谈徽州木版年画
徽州木版年画，指的是徽州本地刻印或徽州人在外地刊行刻印的木版年画。徽州位于皖、浙、赣三省交界安徽省一侧，明清时期有休宁、歙县、黟县、绩溪、祁门、婺源六县。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徽州应当包括安徽省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和黄山风景区，宣城市的绩溪县、旌德县等，以及江西省婺源县。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产生过徽州刻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州篆刻、新安理学、徽州朴学等文化领域的多重建树。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与地理环境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徽州木版年画，自然有其独到之处。通常认为，徽州木版年画起于南宋，盛于明中叶，鼎盛时期为明万历至清乾隆年间(1573年-1795年)，与徽派版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具有刻工细致，注重线条，风格娟秀，题材多样等艺术特色。
徽州木版年画和徽州版画一样，都是与当时社会刻书刊印风尚同步发展的。徽版书籍刻印在宋元时期就渐成气候，到了明代，更是异军突起、绝世超伦，徽州也因此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之一。伴随出版业与徽州刻书的不断发展，书籍配图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由于书籍与文人的难解之缘，名士文人对木刻配图的介入越来越深，逐渐发展为名家作图、名工雕版。明代徽州籍著名画家丁云鹏、吴廷羽、郑重、雪庄等，都曾为版刻绘画。徽派版画的刻工，往往也是画家，深谙绘画意境，刀法技高一筹。其中以歙县虬村黄氏家族最为著名，从明正统至清道光年间，黄姓刻工插图刻画的图书达240余部。其他刻工也多出自家传户习、高手辈出的刻版世家，如旌德鲍氏、汤氏、歙县汪氏等。他们有的在当地从艺、有的游走他乡，受聘于外地书商，由于徽州人有外出经商的传统，所以流寓在外地的刻工比本地的还多。明末，流寓南京的休宁人胡正言，创“拱花”套印技法，印制的《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开创了古代套色版画的先河。
早期的徽州民间木版画和年画，是渊源久远土生土长的民间工艺与敬畏神灵祖先及宗教信仰的紧密结合，这与我国其他地区木版年画的演进过程基本一致。“安徽早期的宗教版画，如安徽无为县宋塔出土木纹纸印刷的《陀罗尼经》卷首扉画和木纹纸印刷的《咒语签》、九华山化城寺藏经楼明代刻印的妙法莲花经卷《如来佛说法图》扉画、徽州齐云山发现明洪武八年刻印《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卷首扉画，都是早期徽州木版年画的前身。”(石谷风《徽州木版年画》)人类从远古时期即有图腾崇拜，且这种崇拜与迷信的心理需求形成基因代代相传，只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同罢了。随着宗教迷信的不断发展，供民众逢年过节驱邪纳福的桃符、门神、灶王以及祭祀用的仙佛、祖师各种行业神的“纸马”等祭拜物、吉祥物应运而生。徽州的这些迷信图式，多承袭前代宗教版画古朴粗犷之风，保持原始版画的刀味技法，构图简明生动，内容带有神话故事性，改变了以往宗教版画庄严呆板的模式，为早期徽州木版年画的雏形。
出于对木版年画易于普及、宣扬教化、崇拜导向等功用的认同，封建文人、士大夫也开始利用徽州木版年画树立尊崇偶像、宣扬封建礼教、强化道德观念、扩大宗族影响。如绩溪石氏宗祠收藏明代《石氏世家忠良报功图》巨幅年画和明代印刷的《四贤图》。文人雅士对徽州木版年画的认同与参与，大大提升了徽州年画的品质品相和艺术水准。到了明末清初，徽州木版年画愈加注重雅俗共赏及审美意趣。如明万历年间由丁云鹏起稿、徽州刻工操刀的忠孝节廉《四贤图》，更加富有儒家文化意味，更加符合徽商士民的欣赏需要。同样也是由丁云鹏绘图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变相》，其刀法则比《四贤图》更加细腻婉约，这自然与题材所要表现的内容相符合，也与刻工日益完善、渐至达到游刃有余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无法分离。图中的观音全然一副仕女模样，慈祥端庄，平易多姿，观赏价值很高。而到了明末清初由旌德鲍守业所刻《天地三界诸神礼佛图》，构图雄浑博大而不失灵秀，群仙姿态生动，裙裾飘逸，祥云层涌，超凡脱尘，具有在众多年中画难得一见的雍容华美。乾隆时期，随着城市工商业的繁荣，民间对装饰年画需求日益增多，在民间工艺传统的基础上，年画的题材内容更加广泛，品种形式更加多样，对世俗社会、日常生活的表现更加明显，逐渐形成通俗易懂的民俗文化，出现了《新出唐朝薛丁山挂帅征西图》四条屏、《五子天官图》、《天地三界十方真宰》等彩色年画，以及戏曲故事、期盼多子多福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年画。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近代西洋版画传入中国和近代印刷术的兴起，徽州木版年画渐趋消沉，作品的绘画刻版、制作工艺、艺术价值大不如前，乃至出现粗制滥造的现象。
徽州木版年画是民间工艺与崇拜信仰、宗教宣扬、封建教化、世俗生活等紧密结合的历史产物，徽州独特的社会背景、文化氛围、区域环境等浸润、滋养着木版年画，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首先，徽州木版年画构图新颖，富于变化，线条流畅，刻工讲究。徽州山区，地少人多，商业与手工业非常发达，手工技艺以“徽刻三绝”(砖刻、石刻、木刻)名扬天下，木版雕刻作为三绝之一，刻工的技艺自然技高一筹。其次，徽州木版年画的艺术观赏性强。自成一派的“徽州版画”是徽州籍画家与刻工通力合作的艺术结晶，多以白描手法造型，富丽精工，典雅静穆，抒情色彩浓郁。与徽州版画同属一脉的徽州木版年画，也具有与之相近的艺术特色，且又于精细、严谨之中散发着朴厚、古拙的乡土气息，即便是在表现神性的宗教年画中也会透露出人性的风采。加之徽州盛产纸墨，又有文人参与，使得徽州年画在绘图、刻工、印刷、纸墨等方面都有很高技艺水平，堪称精美绝伦，可与徽派版画插图相媲美。明初或更早时期的纸马年画，虽然构图粗犷简单稚气未脱，但也能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线条果断大气，轻重缓急有别，注意黑白意趣。如《唐封钟进士》中人物袍服的线条，虽是刀刻，却不露痕迹；《玉皇大帝》中玉皇的白袍和站立两边二位仙人的黑袍，颜色对比鲜明，富于韵律；《井泉龙王》一图的大量留白和井台圈围的黑色，运用得也很巧妙。第三，徽州木版年画丰富多彩、形式多样、雅俗共赏、流传甚广。由于徽派建筑讲究明堂大厅，徽州木版年画以大幅或是多幅成套见长。尤其是祠堂祭祀，需要有与大幅容像相配的大尺幅年画。如绩溪晚明雕刻印制的《石氏世家忠良报功图》，由两张8尺宣纸拼接，高180厘米，横267厘米，原收藏在绩溪县石氏宗祠，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五悬挂于祠堂供族人观赏。图中绘刻宋初大将石守信及其祖先如何英勇作战建功立业的故事。画中大量人马兵器、建筑家具、树木山水等分多个板块雕刻，再按不同场景内容，用活版盖印的方式，分别印制而成。年画气势磅礴却不失精工细雕，分组展现的庞杂内容仍具错落有致的较强整体性，在中国年画中实属罕见之佳品。而明万历年间的《四贤图》和《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变相》，都是以多幅组图的形式出现。由于徽州人有外出经商的传统，每逢过年都要回乡与家人团聚，此时定要张贴年画。徽商素有“贾而好儒”之特长，文化水平与鉴赏能力不俗，且见多识广、结交广泛，不少人会将质量上乘的徽州年画作为礼品馈赠、互赠，这对徽州年画的流传与保存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徽州与杭州水路交通非常方便，徽州刻工多数流寓杭州，对当地的版画及江浙沪一带的木版年画影响很大。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徽州木版年画以其特有的方式，满足了当地及周边士民百姓的民俗和精神需要。人们大多认为民间年画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俗品，但徽州木版年画以其技艺高、有内涵、版幅大、成套系、式样灵活、名家参与而显得儒雅秀美。它不仅遍及城乡普通民居，而且进入寺庙、祠堂、客厅、书斋，成为每逢过年家庭及宗祠寺院必备的祭祀、观赏、装饰用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深远的审美影响，还有待于人们的不断开掘。
2005年，安徽省宣城市泾县发现了一批清代和民国时期制作的木版年画雕版。这是自2003年初由国家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存抢救工程”以来，普查与抢救处于濒危的我国木版年画遗存最重要的一次发现，对于徽州木版年画研究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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