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人的和谐思维及实践
和：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中华先人早就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孔子)，只有“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和而不同”才能“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尚书·尧典》)。由于徽州人大多是历史上的中原移民，作为程朱阙里，集儒学大成的程朱理学对徽州影响特别深刻，加上徽商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广博吸纳，历史上的徽州人努力承传和弘扬中华“和”文化，对于人之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有一种和解式的体认，他们思考问题，看待事物，大多坚持与己和乐，与人相洽，与社会和融，与天地和德，讲和而不同，有丰富的“和”的思维智慧和出色实践，“和谐”构成了徽州文化最精彩的篇章。绩溪龙川胡氏宗祠享殿大厅那些精美绝伦的荷花木雕，特别是那幅寓意深远的“荷蟹”图，最明确、最代表性地表述了徽州人的思维和追求。受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深刻影响，宋代以来，徽州“儒风独茂”(1)，“为士者多明义理”(2)，“人尚气节，民素朴淳”(3)，讲“进则兼治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讲做人，讲自我完善，追求“与己和乐”、人自身的和谐。徽州人崇文重教，认为“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如果“养儿不读书，等于养了一窝猪”，“富而教不可缓”，同时又强调学习的目的是修身，是为了“做人”，所谓“读书好，经商好，效好便好”，“仿效”好人是最重要的。徽州人为学者，大多洁身自好，高风亮节。大儒朱夫子集儒学大成构建的新理学主张正心诚意，存天理遏人欲，他身体力行，为官清勤廉洁，爱百姓，治荒政，惩贪吏，正风俗，为实现那个社会的道德制衡努力了一生。大思想家戴震十七岁即有志于闻道，他修辞立诚，“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待人守二字曰无憾”(4)，他批判后儒理学以理杀人，呼喊“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主张“平恕”，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大学者胡适在勇猛推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对于来自各方面的非难，他都能以平和的心态相待，胡适的宽容源于他博大的心胸。徽州人为商者，大多重视“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5)，“贾名而儒行”，他们为商“汲汲以济人利物为心”(6)，讲“以义为利”，十分重视“做人”。婺源茶商朱文在珠江坚持在旧茶交易文契上写“陈茶”二字，即使亏耗数万金也“卒无怨悔”，求的就是一个诚信，自己的一个心安(7)；而歙县米商胡山坚持不在好米中掺杂坑害灾民，也是为了“存天理，遏人欲”，坚持自己心中的那片明亮的天地。歙商许世积被人错告，官司打赢以后，他大度地向对方作了“义让”，其夫人更是向对方妻小施以援手(8)，他们“本大道为权衡，绝无市气，协同仁于信义，不失仁风”，孜孜以求的是与己和乐、心之和谐。有这样的人文理性追求，做人的成功，促成了为商的成功。徽州人为官者，大多“尚高行奇节，在朝在外，多所建树”(9)，御史谏官多，清官廉吏多。王茂荫入朝为侍郎，老祖母方氏教导他“毋躁进，毋营财贿”，不要他跻身高位，要当为民的好官，王茂荫谨记教诲，“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荫”，为国家财政殚精竭虑，廉洁自好。他念念在胸的，只是“能尽此心，自遨天鉴”，望做好官，以求心安(10)。歙县丰南徽商吴一莲，其子为官，他要儿子为清吏，自己则当清吏之父，他只求一个“宁静”、“淡泊”而已(11)。徽州人为医者，也是“一以儒理为权衡”，大多从来不把医作为赚钱的职业，而是主张：“医乃仁术”，“医以活人为心”，著名的歙县西园喉科传人郑梅涧一方医章“一腔浑是活人心”，最集中地道出了新安医家那种济世救人，与己和乐的火热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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