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徽不成镇”商史钩沉稽古录
所谓徽商，本义通常指明清时期徽州籍(辖歙、休宁、祁门、黟、绩溪和婺源六县)的商人集团。历史上的徽商乃是传统世代中国经贸界的一支商帮劲旅。徽州人外出经商较早就有，而自宋元明清，徽州人商贾四出，渐而形成“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明·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M〕卷五十七)，寄命于商的特别“徽俗”。他们“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 (歙志〔Z〕·货殖·三十七年刊本)，这个人称“徽骆驼”的大商帮在明中叶至清乾嘉朝的300余年里这一徽商发展的鼎盛时代曾创造了“无徽不成镇”的商业神话，叱咤中国经济舞台，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规模，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徽商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商最兴盛的时候，“滇、黔、闽、粤、豫、晋、燕、秦”等广大地域，徽州人是“贸迁无弗至焉”，至于“淮、浙、楚、汉”，那是“迩焉者矣”(许承尧·歙风俗礼教考·歙事闲谭〔M〕卷十八册)。他们“走吴、越、楚、蜀、闽、粤、燕、齐之郊，甚则逖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几遍禹内” (休宁县志〔Z〕卷一·风俗)。徽人“商之地海内无不至”(清嘉庆刊本·两淮盐法志〔z〕卷五十五·徽州紫阳书院岁贡资用记)。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流传着“钻天洞庭遍地徽”的谚语，意思是说，苏州的洞庭山人和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为了经商营生，他们无孔不入，无处不到：“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会);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征)、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明·万历《歙志》卷一)可见当年的南京、北京、杭州、苏州、松江、淮安、扬州、芜湖、湖州、仪征、九江、南昌、汉口等城市都有众多的徽州人侨居。除了这些徽商活跃之处而外，连穷乡僻壤、深山老林、沙漠海岛等人迹罕至的地方，也留下了徽商活动的履痕：正如明清时期有人所云：不仅“天下都会所在”“多新安人也” (归有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震川先生集〔M〕卷十三·四部丛刊本)，就是在“山陬海壖孤村僻壤，亦不无吾邑之人”(歙志〔Z〕·货殖·三十七年刊本)。总之徽商的行踪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甚至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就徽商活动路线和区域来看，邻近徽州的江苏、浙江，商品经济最为发达，乃理想的逐利之地，杭州是徽人东出经商的枢纽，苏州是徽人北上东进的要道，徽商的聚散也关系到苏浙市镇的兴衰。徽商往来于大江之上，奔走于川、楚、吴，越之间，溯江入川者众，还有沿长江各支流，入云贵，上陕豫，走湘赣者。沿江城镇，徽商称雄。芜湖是徽商从事大江贸易的理想基地。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也是当时重要的水运商路，徽商沿运河北上，往来于晋、冀、鲁、豫从事贸易者众。淮安、临清、东阿等商业枢纽，都是徽商最活跃的网点。北京更是徽商辏集之地。还有经华北，远赴辽宁、甘肃经商者。入广东是内地去岭南的主要商路。江西饶州(今鄱阳)是徽人西出经商必经之地，北可入大江，南可达珠江。还有从闽粤扬帆入海，从事远洋贸易的徽州商帮。
明清时期有句俗语说“无徽不成镇”，它原是当年流行于长江流域江南地区的一句民谚，按照安徽绩溪徽商世家出身的近世文化巨擘胡适先生的说法就是，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设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小村落变成小市镇了。这句古谚实际上是明清时期徽商足迹遍天下、在持续三四百年间叱诧风云于中国商界并创造了历史辉煌的真实写照。
首先，原本是一个僻小平淡的乡村，一旦有了徽商，则它很可能就会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市镇。如武汉三镇的汉口是楚之重地，徽商在汉口业贾人特多，影响也颇大，清康熙年间，汉口就有“新安会馆”、“专祀徽国文公，栋宇宏敞”。“新安巷”随之出现。清雍正年间，歙人许登瀛“倡首捐输”，得一万五千金，开辟新安码头，兼建“奎星楼”一座，“为汉镇巨观……更收买附近会馆房屋基地造数十栋，以为同乡往来止;并设经学延师儒以为同乡子弟旅邸肆业之所”。 (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观察蘧园公事实》)江苏外岗镇，“因徽商僦居钱鸣塘收买(棉布)，遂名钱鸣塘市”(明·崇祯《外冈志》卷二《物产》);江苏灌南县地盐河，徽商程鹏等以重金买下该地，“立街立市，取名新安镇” (清乾隆《新安县志》)。
其次，原本是市镇的地方，徽商一旦涉足，则极大地刺激那里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使之走向繁荣昌盛。因为徽商对市镇发展和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推动了市镇建设的发展，尚且推动了文化教育的进步与发展，甚至改变丁当地的习俗。譬如明清时期上海地区是全国棉织业的中心。而棉布则是徽商经营的重要商品之一，当时的松江府城，许多布商字号都是徽商开设的。上海县城还有许多徽商开设的棉布字号，如祥泰、恒乾仁、余源茂等等，都是鸦片战争前开设的老店。这些字号的规模很大，在城乡各地广收棉布，直销全国各地。可见徽商的活动促进了上海地区棉织业的发展。另外，徽商活动还促进了这一地区的造船业与海上贸易等的发展。又如明朝正德年间，祁门富商汪琼曾捐资治理苏州阊门外的河道，以便交通。清乾隆十三年，阊门外越运河的渡僧桥，因遭火灾而倾坏，致使交通受阻，当年就有8家布商捐资修复之。8家之中有6家是徽人。
再者，徽商对县以下的小商业都市的建设更突出。徽商云集这些市镇，开店设铺，拓街建房，造亭楼、建园林、置会馆、辟码头等，这些都直接地推动市镇建设的发展，使之更具规模，更具都市化，更为繁华。如扬州，其园林名扬世界，然扬州园林多为徽人所建，淮安河下的园亭，据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记其有65例，而仅徽商程氏所建的就占约三分之一。另徽商所带来的文教及世风影响也显而易见。据清同治《两淮盐法志·人物》所记，在两淮，清康雍乾三朝共收京秩官32人，其中徽州籍27人;外任官137人，其中徽州籍占70人。清顺康雍三朝收进士140人，其中徽籍85人。这些人大都是盐商的子弟或后裔。徽商还在各地办书院、建书楼、蓄戏班、印图书、兴诗社、办文会等等。还如在两淮， “吾淮缙绅之家，皆守礼法，无背情逆理之举。后因山右、新安贾人担策至淮，占籍牟利，未与士大夫之列，往往行其乡俗”，当地人“尤而效之”。(清乾隆·阮葵生在《茶余客话》)在南京，“徽州灯”皆上新河木商所为。应该说俗话“无徽不成镇”，生动地反映了传统徽商对商贾所在地区市镇发展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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