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阳书院话复旦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复旦附中皖校——碧阳书院复课师生合影照(网络资料) 建于明朝嘉靖四十二年的碧阳书院，坐落在黟县城迎霭门外的山头上。这里古树参天、古建成片，既无闹市之繁杂喧嚣，又可隐隐望见县城街道，其环境十分幽静，确实是办学读书的理想之地。六十年前的抗日战争期间，东吴附中(黟校)、复旦附中(皖校)就曾办学于这里，先后长达八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八年间，东吴、复旦不但为沦陷区和徽州培养了许多毕业生，而且开创了黟县兴办中等教育的先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苏州相继沦陷。时任上海东吴附中教师的黟县人叶芳珪约同孙蕴璞、张梦白、周瘦鹃、程小青等多位知名教授、学者来到黟县躲避战乱，同时到来的也还有不少沦陷区的大中学生。另外，在外地任教、求学的黟县人也纷纷回转家乡，其中吴道存、汪玉春、舒耀宗、汪学纯等都系本土乡贤名达。一时间，向来寂寞的古黟山城，成了众多文人学者荟萃之地。 次年春天，这一群逃避战祸的文人就在碧阳书院筹办起“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黟校)”。这些知名学者在黟县只待了一个学期，暑假便接到东吴大学在上海复校的通知，于是不少人纷纷离去，东吴附中也就随之迁走。 学校虽撤走，但在东吴附中教书、读书的不少徽州人，还有一些江苏、上海等沦陷区的师生却没有离开黟县，因此县城中失学、失业的青年也就陡然多了起来。在此期间，一批上海复旦大学的师生也避难于此，恰逢暑假，他们便在黟县开设了复旦暑期补习学校。 东吴附中迁走后，复旦大学的谢小鲁、马吉先等以及原东吴附中未迁离的教师，就在东吴附中原址——碧阳书院里，在复旦暑期补习学校的基础上，筹办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皖校。起初，一点经费都没有，负责后勤的是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黟县人汪介民，他回到家中，动员做“源丰南货店”老板的父亲捐出二百元作为开办费，以解决燃眉之急。 开办学校的备案手续办理是十分繁琐的，更何况又在战乱中。按政府规定：开办私立完中，要有不动产数百亩学田以及为数可观的一笔开办资金。这个规定对于一批流亡的穷书生们来说，根本就是一条根本无法逾越的鸿沟。于是，他们为了绕过这个备案手续的繁文缛节，就决定采用“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校名，并由曾任复旦大学校长英文秘书的黟县人吴道存远赴重庆，征得了已经内迁的复旦大学本部同意，皖南行署才批准备案。得到了政府认可，学校的经费就有了着落，也就保证了学校能长期办下去。 学校聘请了一些有任教能力的教师，其中不乏有一些教育界、文化界名人，如马吉先、黄文望、章渭煊(进步教师，解放后任浙江省九三学社领导)、蒋蘅、(地下党员，绩溪病故)曹新安(地下党员，后于泾县遇害)、吴道存(后回复旦大学任教、全国中学英语教学知名专家)、叶方珪(后为江苏省常州市政协常委)、汪学纯(后经董必武介绍赴延安、曾任米脂中学老师、吴玉章秘书)等。9月，复旦附中正式开学上课，设立了高一年级一个班，初中三个年级四个班。另外，还附设了一个商业班。共招收了一百多名学生。开始时学生主要是当地人和留在黟县未离开的沦陷区东吴附中学生。以后，逐日发展，近有徽州各县和贵池、芜湖、青阳东流、至德学子，远至上海、北京、江西、浙江等地的流亡失学青年。学校到第二学年期末(1939年)，初一到高三共有10个班级，学生增加到400余人。因办学成绩显著，受到了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嘉奖，复旦大学本部亦以书面慰勉。 黟县虽是僻远小山城，但抗日救亡运动同样是轰轰烈烈。特别是复旦附中建校后，从沦陷区来得青年师生身受日寇的蹂躏，离乡背井，流落他方，抗日救亡情绪尤为高涨。学校师生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成立了读书会、歌咏队、话剧团等学生组织，一边读书，一边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他们办报刊、出墙报、开展歌咏活动、排演抗日话剧，有力推动了当地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不但多次深入四乡，还利用假期到太平、石埭、青阳、甚至贵池、至德抗敌前线一带巡回宣传演出，受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据地下党员、音乐教师兼学生课外指导章渭煊先生在八十年代回忆说：“有一次在青阳陵阳镇露天演出，忽遇大雨，群众宁愿淋雨也不肯离去，师生们也就冒雨坚持演出，当时情景十分感人。”当年的皖南，在日寇飞机的直接轰炸和日寇军队的封锁威胁下，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办学条件也就更加艰苦了。当时，遇到的困难再多，大家的办学热情还是高涨的。教学仪器奇缺，师生们自己动手做；教材课本不够，同学们就相互手抄。以致迄今在老徽州一带，偶尔还可以收集到当年复旦学生手抄的教科书。生活上有时连盐也难以保证供应，师生们却也还是无怨无悔，正如在他们校歌中写的那样，在抗战中“巩固学校，维护国家，先忧后乐交相勉，交相勉前程远”。虽然是战时，但复旦教学工作一刻也不放松，学校制定了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各项讲课、听课、作业、批改、考核、升留级等制度。晚上没有电灯，晚自习就在书院的大讲堂里点起几盏汽油灯，师生们集中在一起，学生学习，老师备课、改作业。抗战几年中，皖南唯一的一次高中毕业会考，复旦附中的成绩名列前茅。复旦附中后几年毕业的学生，有不少都考上了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湘雅医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其录取率在当时来说是相当高的。 在复旦的师生中，也聚集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很快就建立了党组织。学校里进步的教师也比较多，进步的学生也不少。因此头几年，学习风气是浓厚的，抗日活动是活跃的，整个学校呈现出勃勃生气。皖南事变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通过学校当局对全校师生加紧了控制，大力发展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县党部、三战区派出特工人员混在师生中，监督进步师生。通过训导处用体罚、禁闭等手段打击进步学生，干扰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破坏学校地下党组织，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遭到逮捕和驱逐。这一切并没有吓倒学校的爱国师生，抗日活动依旧进行，并且利用伙食问题，闹起罢课学潮。学生占领了学校，把负责人和军训官都赶跑了，此时不但惊动了皖南行署，甚至引起教育部的关注。 1945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胜利，复旦附中也完成了它在黟县碧阳书院的办学使命，先是迁至宣城，随后归回上海本部。 “祖国前哨，皖南心脏，群山环绕，古黟城郊，集合着一群年青的学子，汇流着一道前进的思潮，物质我们虽不够，精神却无比的坚强……我们在抗战中生长，我们要在抗战中光大发扬(《复旦三周年纪念歌》陀夫词，唯行曲)”八年抗战，八年兴学，复旦附中在古老的碧阳书院至少培养出了千余名初高中毕业生。六十年后，重返碧阳书院的复旦学子们在纪念碑上镌刻道：“时值物资奇缺，条件极差，然教师艰苦教书，学生认真钻研，英才迭出……”。 此后，早一年创办的黟县中学便迁入碧阳书院，使古老的书院又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图片说明 据《黟县志》载：“民国27年(1938年)，日军侵占南京后，苏州东吴大学及附属中学的一些教师，随叶芳珪(黟县南屏人)避难来黟，经叶芳珪、孙蕴璞(东吴附中主任)、吴道存等人筹备，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迁来黟县，是年2月，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在碧阳书院复课，当时有高、初中及商业补习班共5个班，学生近200人。6月，东吴附中奉命迁沪。8月，复旦大学校友谢小鲁等，与原东吴附中教师叶芳珪、黄文望等，通过吴道存征得复旦大学同意，仍以东吴附中原址(碧阳书院)为校址，筹办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皖校。时经省政府皖南行署核淮，是年9月招生开学。学校共设高中1个班、初中4个班，招收学生156人，其中女生4人。时为抗战时期，不少外地求学谋生青年纷纷回乡，进入该校学习，学校规模逐年扩大。民国28年，学生增至330人。民国30年秋，学校设高中3个班，初中7个班，学生增至406人，其中女生50人。由于办学成绩显著，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奖金1000元。民国32年，学校奉令收容沦陷区学生，扩大到11个班，学生人数达到620人。民国35年(1946年)春，学校迁往宣城县。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皖校在黟办学7年，共有高中毕业生271人，其中黟县籍学生6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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