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府刻书历史
导读：本文论述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刻书业的兴起与发展，作者经过详细调查，搜集大量资料，介绍了徽州府出版业居于全国出版行业的领先地位，成为全国出版中心之一，在地方出版史研究中做出了贡献。地处皖南山区的黟、歙(含今黄山市徽州区)、休宁(含今黄山市屯溪区、祁门、绩溪县以及今划入江西的婺源县)为古代的徽州地区。这一地区在秦、汉设歙、黝县，汉末新立新都郡，晋改设新安郡，隋改立歙州，唐代后境内6县定型。北宋末年，平方腊起义，改名徽州，元为徽州路，明、清为徽州府，建国后曾为徽州专区(地区、行政公署)属县，6邑人习称徽州地区。1934年9月4日，将婺源县划入江西省，于1947年8月16日仍将婺源县归还安徽。1949年5月2日解放婺源后，又将婺源划入江西。1987年11月27日，区划变更，撤销徽州行署，设立大黄山市，又将绩溪县划入宣城行署，增划进原属古代宁国府(宣州)的太平县(今改设黄山区)。解放后升休宁县屯溪古镇为屯溪市(为徽州专区驻地)，建立大黄山市后，改设为屯溪区，为大黄山市驻地，增划歙县(县城为古代徽州、路、府治所)部分地区在县属岩寺镇增设徽州区。但至今这6县人民仍只承认自己是徽州人，中外学者们仍称徽州地区。当今研究这一地区历史人文学已超越国界，成为势头不小的徽学流派。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别具特色的重要区域文化的徽派文化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其中，最突出的部分应是徽州地区的古代出版业。 地处深山茂林中的徽州6邑，在历史上向以它辉煌的政治成就，繁荣发达的商业经济，五彩缤纷的灿烂文化，环境优美的黄山、白岳、新安江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成为历代名人向往的地方，向有“文献之邦”、“东南邹鲁”、“东方瑞士”的称誉。源远流长的徽州之学，简称“徽学”，内涵丰富，包罗万象。举凡哲学、艺文、史地，无不自成体系，历代卓有建树；绘画、雕刻、古代建筑无不具有鲜明独特的地方色彩。山青水秀，景过西方瑞士的黄山、白岳为历代士人，尤其是乱世贵族世家趋之若鹜的落根场所，使徽州地区早在唐宋时期文风就很昌盛。宋代形成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的故乡就在徽州。宋、元、明、清各代徽籍理学大师更是代不乏人。理学的发展，文化的昌盛也带动了多学科、多领域徽学的日益发展。明末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曾赢得针对程朱理学挑战的思想解放运动。经清初的文字狱打击后，徽学的主流演变为集哲学、经学大成的皖派朴学，又称徽派朴学、皖派经学，成为中世纪末我国最重要的学术流派之一。支伟成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分清代经学为7派，共收163位经学家，其中徽派经学家收76人，占总数的46.62%。徽派著名的支派还有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派四雕(砖、石、木、竹)、徽派篆刻、徽派盆景、徽墨、歙砚、古建筑(祠堂、牌坊、民居)、徽调、徽菜等饮誉海内外。 徽州虽地广人稀，但士林繁茂，著述弘富。 据《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载，明代徽州籍进士392人，清代226人。据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题名榜载，清歙县本籍和寄籍进士有296人，举人近千人。其中，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据吴建华的《清代徽州状元》(载《徽学通讯》1989年第l期增刊)和近代学者许承尧的《歙事闲谭》统计，仅为清代329个二级行政区划(215府、73直隶州、41直隶厅)之一的徽州府有本籍状元5人，寄籍状元13人，占清代114个状元总数的15.7%。徽州著名的科举故事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歙事闲谭·科举故事》卷十一)，“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新安理学》卷十一)，“一科同郡两元者”(《休宁碎事·万青阁偶谈》卷之一)以及歙县唐模村村口所立的许承家、许承宣兄弟的“同胞翰林”坊。由科举及雄厚的资本爬到封建统治者最高层的历代不乏其人。歙县城中心大街上矗立的许国石坊的主人许国为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元老，官至一品。歙县人引为自豪的“宰相代代有，代君世间无”的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在嘉庆皇帝外出巡狩期间以宰相身分留守京师，代理皇帝处理政务的曹振镛等均为徽籍著名的重臣。类似重臣在清代任军机大臣的就有2人，军机章京19人。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题名榜载清代本县籍京官就有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 徽州地区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文风日盛，学派蕃立，加上徽州世族、家学渊源以及文化素养极高的徽商重文兴教，使徽州地区学者林立，著述繁多。《[道光]徽州府志·艺文志》统计，徽人著作4千余种，7万余卷。郑惠在《略谈徽州古代刻工》(载1988年第2期《徽学通讯》)中说徽州历代著述人有1852人，著书4175部。蒋元卿在《皖人书录》中收皖人著者6000多人，其中徽人占1/3，著述17000部，其中徽人占1／4。 这些丰富的稿源为徽州地区的古代出版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加上文人学士和文化修养很高的徽商讲究珍藏文物、书籍，为刻书业寻求珍善本提供了条件。徽州地区多树木，能工巧匠世代相传.又为全国著名的传统工艺产品“文房四宝”的产地，有悠久的刻书历史和长年形成的技高艺精的出版队伍。这些都为唐宋以来已是区域刻书中心的徽州成为明清时期全国出版中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尤其是隆、万后，大批文化素养很高、资金雄厚、富有经营管理才能和魄力的徽州儒商、官僚、学者介入出版界后，使当时的全国出版局面为之一新，迅速扭转了历史上安徽地区坊刻业一向不发达的出版格局。明清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多重作用，一向发达的徽州官刻、家刻虽然仍有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但比之迅速崛起的坊刻很快就显得黯然失色了。随着徽州府公私刻书业齐头并进。明后期的徽州府出版业很快跃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执全国刻书业的牛耳，并直至清道、咸前仍维系着全国四大刻书中心的地位，成为中国古代出版史上最值得研究和总结的重点地区之一。 古代出版业的产生和宋元时期地方刻书中心的形成 徽州地区的出版业约起于唐末至五代时期。主要依据有宋·王谠在《唐语林》卷七上载：“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售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争节之，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执政日：‘尔非争月之大小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道。’遂叱去。”在离唐王朝颁布禁止私印历书不到半个世纪，至黄巢起义后的唐王朝已无力干涉民间私自印售历书的事了，仅斥去了之。它给我们透露了唐歙州即今黄山地区的出版和图书市场的信息。元稹在长庆四年(824)冬十二月十日为白居易诗集作序时已提到：“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古代扬、越包括今安徽东南地区。这两则记载已明确不过地提示徽州地区已产生出版业。但大约在五代时期也不出后唐宰相冯道所言：“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无经典。”(《册府元龟》卷六O八)。 宋元时期是我国雕版印刷业的黄金时代。安徽地区已形成以徽州为中心的沿江府州刻书带。笔者为写《安徽省志·出版志》，整理了一部《历代皖版综录》资料，从历史文献、历代书目和现存实物等方面进行排列，现已掌握安徽地区截至解放前出版的各类图书不下万种，涉及上千家出版机构及个人。笔者根据这个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宋元时期，安徽地区刻书近150种，加上重版、修补版和重印版，计有200余起。这还不包括程大昌、朱熹、大小吕东莱、吕乔年、汪纲、祝穆等皖籍官僚、学者在外地所刻的图书。 笔者对95种皖版宋代刻书分类，官刻84起，64种；家刻31起，31种。其中，徽州官刻的《黄山图经》在宋代就印刷过4次。最早的官刻本要数北宋时期的《[祥符]歙州图经》。 宋代徽州官刻机构为徽州州学，又名新安郡学，还有州署等。南宋淳祐六年(1246)在今歙县城(故徽州治)南门外建紫阳书院以取代州学，仍用徽州州学、新安郡斋等名义刻书。紫阳书院，缘于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世称紫阳夫子及城南5里有紫阳山而起。朱熹生于尤溪，寓居福建路建阳(今福建建阳)。其外公祝确，字永叔，淳厚孝谨，朱熹曾作《祝公遗事》以遗表弟祝康国，使藏于家。祝氏系歙县世族，朱熹每去歙县，常游于紫阳山，因有紫阳夫子之号。紫阳书院建成后32年，元兵南下，时南宋戍将李铨在抗元斗争中拆毁书院。入元后又草创紫阳书院于南门内，为徽州路儒学，明清时期为徽州府府学，是历代著名书院，也是各地以紫阳命名中的最大书院和最大的书院型刻书机构。南宋时期，徽州直署州学、新安郡斋所刻超过20起(种)，总卷数超过800卷。著名的出版物有嘉泰四年(1204)沈有开刻宋·吕祖谦辑《皇朝文鉴》150卷、《目录》30卷(今北京图书馆藏嘉定十五年(1222)赵彦卫对旧版漫裂者刊而新之印本及端平元年(1234)知州刘炳重修补版)。此书是因江佃编《新雕圣宋文海》120卷，周必大认为所编语无伦次，请孝宗命吕祖谦重编。全书共收北宋800余家文章，赐名《皇朝文鉴》，吕氏也因此获赐绢300匹、银300两。开禧二年(1206)徽州通判赵彦卫刻自撰《云麓漫钞》15卷。嘉定十六年(1223)刻宋·叶适撰《习学记言》50卷(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末有汪纲镌版于郡斋跋)。嘉熙四年(1240)刻宋·卫湜撰《礼记集说》160卷、《统说》l卷(今北京图书馆藏)。端平元年(1234)重修绍定二年(1229)婺州郡斋刻宋·吕本中撰《童蒙训》3卷。咸淳六年(1270)刻宋·罗愿撰《尔雅翼》32卷及淳祐十二年(1252)魏克愚刻其父经学专著327卷。 宋刻本 朱熹《诗集传》，共20卷，是宋儒研究《诗经》的一部重要著作。此本刊印精绝，纸墨如新，为传世孤本。
南宋时徽州地区本籍、寄籍以及地方官的家刻名版很多。属徽州地区家刻的有本地的祝穆、外籍的洪适、魏克愚等，属徽籍在外地刻书的有婺源的朱熹、休宁的程大昌、歙县的汪纲、绩溪的胡仔等。 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洪适(1117-1184)，在徽州知州任上积极扶持“新安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的生产。据他在自著的《盘州集·文房四谱跋》中称，在郡学辑刻北宋·苏易简撰《文房四谱》5卷，附《歙州砚谱》1卷、《歙砚说》1卷、《辨歙石说》1卷。绍兴二十三年(1153)在新安郡斋辑刻其父洪皓撰始开刻洪皓撰《松漠纪闻》1卷、《续》1卷，终于越地。据近人王国维在《两浙古本考》中说，洪氏还在绍兴府刻《万首唐人绝句》101卷中的46卷，余版续雇婺匠竣工于容斋。所以洪遵在该版的跋里说“镂版于歙、越”。 成都路邛州浦江(今属四川)的魏了翁仲子魏克愚(字明己，号静斋)于淳祐十二年(1252)以军器监丞衔出任徽州知州，在紫阳书院以新安郡斋名义刻魏了翁(1178-1237年，字华父，号鹤山)撰《九经要义》9种263卷和《大易集义》64卷。其中，北京图书馆收藏有《九经要义》中的《周易要义》10卷(存卷1至卷2、卷7至卷10共6卷)，《礼记要义》33卷(存卷3至卷33共3l卷)，《礼仪要义》50卷(其中，目录、卷1至6、卷25至28、卷41至43为清抄配本，余为宋版)。93卷中的73卷，版刻精良，印制技艺高超，以徽郡名纸为载体，一般学者都把它当作家刻经部的代表。此书版本价值大，《四部丛刊》影印《仪礼要义》50卷就是北京图书馆的藏本，同版本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珍藏。今传世的《仪礼》单疏有缺卷，可据《仪礼要义》补正。魏了翁谪居靖州(1225-1231)7年间，将周子、邵子、二程子、张子、吕氏、谢氏、游氏、胡云峰、宋汉上、刘屏山、朱子、张宣公、吕成公、李心传等宋名儒17家解《易》编为《大易集义》又名《周易集义》64卷；又取诸经注疏，撰成《周易要义》10卷、《仪礼要义》50卷、《礼记要义》33卷、《尚书要义》20卷、《序说》1卷、《毛诗要义》20卷、《谱序要义》1卷(以上5种135卷今存，其中前3种93卷中存73卷宋版)，而《周礼要义》、《春秋要义》、《论语要义》、《孟子要义》(以上4种128卷已佚)，后汇为《九经要义》263卷。据《周易要义·方回跋》称：《大易集义》、《九经要义》梓成后，书板在歙县城南紫阳书院，至丙子岁(1276)因元兵入徽州而毁，《九经要义》版片全毁，而《大易集义》版片仍存，说明魏氏在新安郡斋刻完魏了翁撰《大易集义》、《九经要义》10种327卷大型经学著作。笔者认为，洪、魏二氏家刻本均刻于州学，可归入官刻。 朱熹在外为官讲学期间刻书很多。如他在漳州任上刻《易》、《诗》、《书》、《左氏春秋》，合称《四经》，又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注，合称《四书》。尤其是绍熙元年(1190)所始刻的《四书》，从此为地方官的主要刻书内容。他还在淳熙间刻其父朱松撰《韦斋集》等。他的子孙整理刊刻他的著作更是绵延不断。如其裔孙朱鉴就在端平乙未(1235)将其集注《楚辞集注》16卷刊刻。原刻仅有山东聊城海源阁旧存，为朱熹所作《楚辞集注》8卷、《楚辞辩证》2卷、《楚辞后语》6卷的最早最完备的合刻本。朱鉴还在兴国刻吴必大记录整理朱熹的讲学笔记、门人对话为《师诲》，是朱子语录中的重要一种。他的家乡徽州府刻其著述更多。如淳祐十二年(1252)刻王珌续编《朱子语录》40卷，世称“徽本”，与李道传池州刻本《晦庵语录》、李性传都阳刻本《续录》等均为朱子语录类名刻。咸淳六年(1270)刻黎靖德编次的《朱子语类》140卷。该书系黄士毅分类编辑的分别刻于池州、饶州、建安的“池录”、“饶录”、“建录”的《朱子语录》的合编本，嘉定十二年(1219)刻于眉州(今四川眉山)，世称“蜀本”的《朱子语录》140卷。黎氏将黄氏的蜀刻本进行整理，删减重复，分为26门，仍为140卷，题名《朱子语类》。宋末，徽州府刻朱熹的《诗集传》，字体秀劲，线条绵密，版面精致柔活，与临安书棚本相媲美。 朱熹的表侄和学生祝穆也是家刻大家。祝氏世为歙县大世家，家产几占州城之半，世号祝半城，室名祝太傅宅。祝穆学识渊博，不愿出仕，晚年与子祝洙客籍建安府崇文县(今属福建)。据《季沧苇书目》载和清末杨守敬出使日本国时所看到的祝太傅宅在嘉熙三年(1239)刻自撰《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70卷，因受刻资限制，分次开雕，随雕随印，成《前集》43卷、《后集》7卷、《续集》20卷、《拾遗》l卷。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卷六中全文转录了祝太傅宅干人吴吉在本书及《四六宝苑》、《事文类聚》开雕前申报两浙、福建转运使的录中，我们推知淳祐初(1241)刻自撰《四六宝苑》比《方舆胜览》的部头更大。淳祐六年(1246)开刻的《事文类聚》也分为《前集》60卷、《后集》50卷、《续集》28卷、《别集》30卷，计168卷。这3部家刻大部头书国内已成绝版。唯其子祝洙在28年后重整凡例，于咸淳二年(1266)至三年(1267)在寄籍地再版《方舆胜览》现仍见存，可窥见家刻原书概貌。元麻沙坊刻元·富大用、祝渊两人增补改纂的《事文类聚》7集336卷1327目中可窥见祝氏原版4集170卷885目的概况。 祝太傅宅和祝洙上述刻书经申报并得到批准的两浙、福建转运使保护版权的榜文均刻在书序后，作为录白。据文告所述，一旦出现违禁，允许祝氏告发，追人毁版，断治施行，惩处是很严厉的。它成为迄今发现的安徽地区刻印书籍中最早的官方保护版权的文件，也是全国见诸全文的最早的版权保护文件。 绩溪胡仔(1110-1170)，为宋直臣胡舜陟(1083-1143)次子。其父惨遭秦桧构陷而死后，他在浙江湖州苕溪隐居，著述有长达52.5万字的《苕溪渔隐丛话》100卷的诗话总集。初版于今属浙江的绍兴府学，分别有戊辰(1148)春三月上巳、乾道三年(1167)中秋自序，字仿欧体，雕版极精。 黟县学者汪纲是南宋时期与赵淇、韩醇、陈解元、岳珂、廖莹中、建安余氏勤有堂齐名的七大私刻家之一。汪纲刻书大都是在外为官所为。如嘉定三年(1210)汪纲在高邮知军任上再刊陈旉《农书》3卷、秦观《蚕书》1卷；又在嘉定十七年(1224)在绍兴知府任上在会稽郡斋刻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10卷，汉·袁康、吴平辑录的《越绝书》15卷，并分别将此版转让给家乡徽州州学，以新安郡斋为号印行；又将家乡徽州州学所刻宋·叶适《习学记言》等书在会稽印行；还将洪适守绍兴刻自选《万首唐人绝句诗》前46卷与续55卷刻于鄱阳本中的鄱阳部分刻于绍兴府，以成完璧。 休宁学者程大昌(1123-1195)，于淳熙四年(1177)写成《禹贡论山川地理图》5卷，得到孝宗皇帝的赞许，诏付秘书省庋藏。今北京图书馆藏程大昌在淳熙七年(1180)以敷文阁学士衔守泉州时，于翌年在郡学刻自撰《禹贡论山川地理图》5卷，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有确切记载有刊印年代的第一部印刷的地图册。 元代徽州路作为区域性刻书中心的地位大大加强。元代安徽地区刻书52起46种中，徽州境内刻书就达28起27种。其中，官刻8起8种，家刻20起19种。元代徽州的官刻本署名徽州路儒学又名徽学、紫阳书院。著名的家刻有方回、郑玉、朱升等。 徽学所刻名版有延祐七年(1320)郡守朱霁刻宋·罗愿撰、元·洪焱祖音释《尔雅翼>32卷，元末刻元·洪焱祖撰《续新安志》10卷以及重印宋·魏了翁撰《大易集义》64卷。据方回《周易集义》跋称，宋末戍将李铨在拆毁紫阳书院时仍有《大易集义》版片。至元二十五年(1288)紫阳书院山长吴梦炎重修魏氏《大易集义》原版加以重印。宋版元印本《大易集义》又名《周易集义》，今存北京图书馆。 歙县方回(1227—1307)校刻了很多书籍。今北京图书馆就藏有方回所办的虚谷书院在大德三年(1299)刻元·释园至(《书林清话》说是李弥逊)撰《筠溪牧潜集》7卷(有的著录为7类不分卷)，贞元间刻元·鲍云龙撰《天原发微》5卷。 歙县郑玉(1298—1358)的三乐堂在至正问刻自撰《师山先生文集》11卷(今北京图书馆藏明修本9卷)，其专著《春秋经传阙疑》45卷，生前由王季温负责刊校。 歙县理学家倪士毅(1303-1348)于至正三年(1343)重新校刊至正元年(1341)五月由建阳书商刘叔简日新堂刻的自著《四书辑释大成》36卷。原因是刘刻不善，爱即旧本，重加校定刊版。 休宁朱升(1299-1370)是元末明初的重要家刻家。先后刻自辑《小四书》4种5卷，即宋·方逢辰<名物蒙求》l卷、宋·程若庸《性理字训》1卷、元·陈栎《历代需求》1卷、宋·黄继善《史学提要》2卷，《四书》、《五经》旁注9种，以及《地理五行书》、《墨庄率意录》等。 婺源县绅士汪同在休宁浯田创办的商山义塾也是著名的家刻。最重要的刻本要数元正二十四、二十五年刻本院山长，休宁学者赵汸的经学专著《春秋属辞》15卷，《春秋师说》3卷、《附录》2卷，《春秋左氏传补注》10卷，为居正校本，校勘印制均佳，还有《春秋集传》、《春秋金锁钥》共有5种。 还有绩溪汪梦斗刻其祖父宋·汪晫撰《西园康范诗集》等4种4卷，歙县郑氏丛桂堂刻元·陈柽撰《通鉴续编》24卷，胡一桂刻自撰《易本义附录纂疏》15卷，休宁程景山辑刻其曾祖父宋·程泌撰《沼水集》60卷等均很有名。 宋元时期，徽州已是安徽地区也是全国重要的区域刻书中心。所刻书籍，按刻资渠道为官刻、家刻两种。所刻图书一般均具有部头大、印制精、名版多等特点以及宋元版共有的时代特征。宋代徽州地区笔、墨、纸、砚闻名全国，号称“新安文房四宝”，为贡品。徽州宋版印书以本地所产名纸为载体，字大疏朗，纸墨均佳。现存世的徽州宋元版均为国家级上乘善本，有不少版本为历代翻刻影印的祖本，向为书林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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