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川——徽州古村落的典型
祖籍徽州的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曾在《新安道院记》中这样说：“绩溪在宣歙之交，盖岩邑也。东有大障之固，西有大会山之雄。”据清代乾隆《绩溪县志》记载：“大鄣山在县东六十里，一名鄣山，一名三王山，一名玉山，是为邑镇，高五百五十仞，周百五十里，浙水出焉。”在绩溪县境内，这座巍峨的大鄣山早已是县内最醒目的地标了。秦代，绩溪隶属鄣郡，而郡名由来即以此山。在历史上，徽州的一府六县之中，绩溪是一个面积较小而人口较少的县。但绩溪县四周环山，地势险要，是由北进入徽州府的要道。绩溪当地史乘也这样说：“绩非用武之地，然当宣歙之冲。凡寇之侵掠而至者，尝告警焉。”在县城的东北十多公里处，有一形如航船的村落，古称龙川，今又称坑口村。
古龙川地形图
当今龙川依然风景如画，龙川河自北向南从村中穿过，河两岸，徽派建筑风格的民居夹河而建。环村四周，群山环抱，村内小桥流水，树影蔢娑，粉墙黛瓦的建筑与葱茏滴翠的村木交影在村中，循着石板铺就的村中小径，就可以开始一次与古代艺术家和思想家的精神交流。
徽州村落大多是由世代聚族而居的村民们组成。龙川胡氏被认为是出自东晋。据民国胡缉熙等人纂修的《龙川胡氏宗谱》记载，居官散骑常侍的胡焱随晋元帝司马睿南下，镇守歙州，在巡视中见到华阳(后称绩溪)龙川山水秀美，就将自己的家从山东青州迁到了龙川。这种在任官之地定居并繁衍子孙的现象在徽州很普遍，是徽州世家大族的主要来源方式之一。龙川胡氏自晋到今已渡过1600个春秋。据说龙川本是胡姓独居，后因风水先生建言，龙川村形同航船，如果不能用铁锚固定，就可能随风漂移，从而失去风水宝地。胡姓遍访各地，寻来一户丁姓村民，进村共同繁衍，并在宗祠中为丁姓人家留有祭祀位置。至今，丁姓人家已在龙川生息数十代，世世单传，与胡姓人家和睦相处。龙川的众多胡姓夹一户丁姓的聚族形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社会非常奇特的个案。
龙川胡姓不仅人丁兴旺，而且自古人才辈出，科第婵联。该宗族祠堂上一副对联：“毓秀钟灵彩换一天星斗；凝禧集祉祥开百代文人。”这副对联所描写的龙川村的人才盛况，可谓是准确而又生动。据吴仁安先生统计，在科举时代，绩溪县一共有百多位进士，而龙川一村所出进士至少有11人，这样的科考成就，出自一个山村，确实令当地人自豪，也让后世教育史家赞叹。
沿着村内的龙川河，可以看到一座高耸巍峨的牌坊，这是全村经历过岁月剥蚀和文革浩劫后，留存至今的唯一的一座牌坊，名为“奕世尚书坊”。此牌坊建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是为了纪念成化年间中进士的胡富和嘉靖年间中进士的胡宗宪两位胡姓族人。两人中进士时间前后相差60年，又因两人同叙尚书职，因此，坊称“奕世尚书坊”。胡富与胡宗宪也就成为一千多年历史中，龙川胡氏最值得骄傲的人物。
尚书坊的一位主人——龙川胡氏最有名的人物是胡宗宪。胡宗宪，字汝贞，号梅林。嘉靖十七年(1358年)进士，先任知县，他曾任职的浙江《余姚县志》中对其评价：“洁己奉公，持法正事。”而山东《青州府志》评论说：“倜傥不羁，严信赏罚，民咸服之。”后任浙江御史，也就是巡视整个浙江省的监察官。嘉靖年间，是明朝历史上倭寇危害最为严重的时期，而浙江也是倭寇之乱受害最重的地区之一。胡宗宪的徽州同乡汪直占据着东海上的岛屿，招纳中日两国亡命之徒，武装走私，与朝廷唱起了对台戏。胡宗宪招募了一批当时最杰出的人才，如茅坤、徐渭、沈明臣、文征明、郑若曾、俞大猷、戚继光……从胡宗宪手下人的这份名单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在军事领域最优秀的人才都集中到他的麾下。后来，胡宗宪诱杀汪直，擒灭徐海，成为平定倭寇的决定性人物，这都是世人皆知的史实了。只是，胡宗宪还任用郑若曾等人，编写一部《筹海图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宣扬海权意识的军事著作，只是，这样重要的思想宝库至今还鲜有人能认识到。1840年出生的美国人马汉在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指出：海权的历史“主要是记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国家间的竞争和最后常常会导致战争的暴力行为”；海权的历史“从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
胡宗宪及其幕僚们所撰的《筹海图编》一书的价值，至今没有被学术界充分认识。如果对比几百年后美国人马汉的海权思想，或许我们可以发现胡宗宪们思想上有着更多的闪光点，我们也可能会认识到，胡宗宪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我们民族思想史上的这一笔珍贵遗产，还有待我们去研究并继承。
《筹海图编》另一重要成果在此很值得一提，那就是证明了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此书卷一，在“福建界”中，记载着“钓鱼屿”等海上岛屿，并明确了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福建界，还在书中图上标明了钓鱼岛具体位置。此书卷二记有“福建使往日本针路”，这是一条由中国福建通往日本的海上航路，路途中也明确记有“钓鱼屿”。这说明钓鱼岛在500年前，不仅是属于中国福建省，也是中国人出海航行的重要途经所在，那时的中国人对此路线已记载于史册，当然会经常到过这些岛屿上。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一代奸臣严嵩倒台，在抄没家产时，人们在严嵩幕客家中发现了胡宗宪的手书，于是胡宗宪也被逮下狱。狱中的胡宗宪虽然写下万言书为自己鸣冤，但最终他也没有能够走出监狱，直到嘉靖四十四年死去。几年过后，嘉靖后的皇帝，也就是隆庆皇帝为胡宗宪平反，到万历时，国家内忧外患更是日甚一日，人们更怀念胡宗宪这样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军事人才，于是，皇帝对胡宗宪的功勋再次追赐，并让其子孙世袭锦衣卫同知。
如果说，奕世尚书坊代表着龙川胡氏宗族最为荣耀的一段历史，而尚书坊对面的胡氏宗祠，则是徽州宗族和谐社会的生动见证。龙川胡氏宗祠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在宗祠当中无与伦比。
胡氏宗祠位于龙川村旁，龙川河畔，座北朝南。初建于宋代，明代嘉靖年间重修，时至今日，明代文人文徵明手书“龙川胡氏宗祠”巨匾仍熠熠生辉。
胡氏宗祠纵深84米，门厅就有6.6米，前天井14米，正厅17.5米，建造这种大纵深的建筑在惜地如金的徽州，需要一种非凡的大度与气魄，这样的建筑，给人森严肃穆的视觉效果。宗祠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木雕艺术，整个祠堂的木雕作品竟多达千件，虽然经多年人为和自然毁损，但现仍存的也还有四百余件。其木雕内容也非常独特，不仅再现了龙川胡氏宗族千年奋斗的艰难和辉煌历程，也展现了徽州平常人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人生价值追求。
胡氏宗祠的木雕内容大致可分为人物、走兽、飞禽、花木等几类。胡氏宗族中最有成就的仕宦者莫过于明代的胡富和胡宗宪两尚书，于是，在宗祠门楼上就绘刻上诸如尽忠报国、凯旋回京、血战沙场等讴歌前辈不朽功勋的内容。一组组木雕内容丰富，形态逼真，叙事完整，是用写实的手法，描绘出胡氏祖辈建功立业的光荣历史。另一种人物雕刻则是用民间故事加上耕读渔樵等充满生活气息的场面，刻在驼峰、梁柱、雀替上，与表现胡富、胡宗宪的业绩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表达徽州宗族社会中多数人对幽隐山林、远离尘世的生活渴盼。
宗祠中的走兽木雕主要表现有龙、麒麟、狻猊、狮和鹿这类具有象征意义的吉祥动物。祠堂门楼枋柱上一根刻有“九狮滚球遍地锦”，而另一根刻有“九龙戏珠满天星”。龙饰在祠堂中，既有对后辈成才的期望含义，也因龙可以飞天，有化云为雨，保障农业生产的功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胡氏宗祠大胆地使用了龙形雕饰美化宗祠，这在等级森严的明清时期，也反映胡氏宗族贯穿着奋发进取，积极向上的人生取向。
宗祠木雕中还有大量象征物雕刻。如把扇、花篮、渔鼓、葫芦、阴阳板、宝剑、笛子、荷花八种物件分别刻出，则代表汉钟离、蓝采和、张果老、铁拐李、曹国舅、吕洞宾、韩湘子、何仙姑等八仙。这类的雕饰题材在徽州别处的民间与宗祠中也很常见，反映了徽州人期望子孙能各操生业，能够在纷争的社会中各显神通，世代延续。
宗祠木雕中更多的是一些花草虫鱼为题材的精雕细琢，其表达的思想观念也更为丰富多彩，其寓意也更为深刻，令人回味无穷。在祠堂的正厅两边高达丈余的隔扇门上，上截是镂空花格，下截是平板花雕，其内容则荷花为主，辅之以飞鸟虫鱼，展现出一组组迷人的自然景观。因为“荷”与“和”谐音，而“和”的观念又是中国文化中最受推崇的理想境界，故宗祠中大量用荷作为装饰，体现出宗族社会对和谐世界不倦追救。如荷与鱼的构图，鱼与“余”音谐，即财富有余的意思，表达对“和气生财”的渴望。这在徽商盛行的徽州，也是一种社会普遍存在的理想。荷与一对鸳鸯的组合，则是人们对家庭生活和美想往。更让我们今人叫绝的是，在这里竟然可以看到荷与蟹的组合，这荷与蟹，分明是向后人展示了，早在数百年前，胡氏祖先就有了“和谐”社会的理念形成，他们千百年来，经过自己辛勤劳作，把一个穷山恶水之地，变成诗情画意之乡。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创造出一个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一样丰富的社会，都源于他们对于和谐世界的独特理解与不懈追求。他们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无论狩猎或农作，都注意对自然界的生态保护；他们在宗族社区中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让富裕商人帮助贫困农户，让宗族调解消除人与人之间矛盾纠纷，由宗族和商人共同建构覆盖全族人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整个宗族在几百年中处于不间断的向上发展中，这才是传统中国和谐社会的一个典范，值得我们后人深思。龙川的胡氏宗祠是一个典型的木雕艺术博物馆，其木雕的艺术精邃远不在于其栩栩如生的造形，而是在于其丰富而颇具哲理的思想内涵。如果我们在胡氏宗祠中，能够细细地品读这些木雕叙说的故事，再慢慢咀嚼这些雕饰的文化意蕴，就犹如读过一部内容厚重的中国文化史百科全书，其中有许多我们祖先的优良文化传统，值得我们继承下去，并且还要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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