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乡土情怀与思想世界
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胡适又是一个浸润徽州文化很深的历史人物，在他晚年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口述历史时，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安徽徽州人”，把徽州文化当作个人人生成长和经历的重要历史文化背景予以介绍。胡适的乡土情怀既包括作为一个学人主动积极对故乡力所能及的物质贡献，也包括他对徽州地域文化的阐释和宣扬；胡适又是一位超越地域性的国际性学人，有着与那个时代可以比肩的丰富思想。一、胡适的乡土情怀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享有盛誉,“开风气之先”的文化大师之称的著名学者胡适,为安徽绩溪八都上川(今绩溪上庄)“明经胡氏”第42代孙。胡适祖上世代经商，到祖父一代，已在江苏川沙和上海分别开有“万和”、“茂春”号两爿小店，胡适的父亲胡传因少小聪慧，选择了科举致仕之路，这也是徽商世家重商亦重学的传统。胡适出生时，胡传正在上海淞沪厘卡总巡任上。时间不长，幼童的胡适随母移寓父亲做官的台湾省台东、台南，直到1895年3月，胡适母子回到绩溪老家。这年年中，胡传死于台湾任上。胡适继承父亲的遗教，努力读书上进。经过了九年的徽州家乡教育，后来去上海求新学，又越洋留美7年，终于以鼓吹白话文，倡导新文学，“暴得大名”。胡适前前后后在绩溪生活不过10年时光，但终生对家乡倾注了无限的感情，直到晚年回忆一生走过的道路时，还说：“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
胡适的“徽州味”。与胡适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徽州味”极浓的人。作家苏雪林首次登门拜访胡适时，他正在用早餐，所食即徽州传统食品“徽州饼”,且不厌其烦地向苏详细介绍此种徽州“国宝”与徽商事业成功的关系。胡适虽为名人，喜欢攀援徽州老乡，经常对人夸口说胡、汪、程、吴、叶等姓，大都源出于徽州。逢到与徽州有些关系的熟人，他就一定要把徽州扯上。例如，在一次宴席上，他向一位徽州客人介绍作家梁实秋时，就说梁是“我们绩溪的女婿，半个徽州人”。原因在于梁的妻子程季淑是绩溪人。胡适甚至向叶恭绰等国中名人稽考姓源，津津乐道他们“都承认祖上是在徽州”。所以罗隆基就笑侃胡适再查考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源于徽州了”。
推动安徽政治改良，社会进步事业，支持和参加安徽进步人士发动的驱逐祸皖军阀运动。民国二年以后，袁世凯的部属倪嗣冲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在安徽实行黑暗统治,政治上强力施暴，经济上对百姓大刮地皮，增关设卡，加收苛捐杂税。1920年8月，胡适参加组织了北大皖籍教职员组织“旅京皖事改进会”，提出废督、民选省长等四项改进皖事主张。1921年6月2日，安庆发生省议会串通军阀倪道烺等镇压学生的“六·二”血案，胡适获悉后，马上整理出电文，送《晨报》以《安徽军人摧残教育之惨状》为题发表。他还在家中聚集改进会同仁，商讨改进皖事办法。其后几天，北京的《晨报》及驻华西方媒体都有安庆“六·二”惨案的报道，使军阀的暴行大白于天下。这年的8月，胡适还冒着酷暑到安庆作暑期演说，讲演会后，胡适还针对安徽教育界混乱现状，领衔发表了《根本改造安徽省教育会宣言》，为后来安徽各类群众性或行业性团体树立民主意识，进行民主建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胡适诸如此类的活动，可以说是从改造故乡的社会环境着手，代表了当时安徽3000万父老乡亲的心声。
1920年代胡适对安徽教育的关切。1920年直皖战争后皖系战败，倪嗣冲派系势力下台，给安徽教育振兴带来新转机，谁来做教育厅长？陈独秀在1920年8月27日给胡适信中提出由胡适来做，或者由胡适写请时任教育部秘书的好友任鸿隽出任。“皖事已有变化，我们在上海的同乡专力在教育上用功夫。首先注意的就是教育厅长问题，省城方面已有可与接洽机会。教育部方面，我们当可建议。上海同乡都希望吾兄到皖担任此职。弟意吾兄下年倘决计不在北大，到安徽去办教育，也倒很好。担任教育行政职务和他项官吏不同，但能做事，似不必避此形式。”陈独秀、胡适当时在上海、北京分别利用民间组织皖事改进会，对安徽教育提出建设性方案。“我们便可令京沪二处皖事改进会同仁，分向京皖当局建议。”上封信文中的赵宪曾(做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教育部视学)在任命为安徽教育厅厅长后一个月，由于京沪安徽同乡组织的反对被迫主动辞职，教育部任命安徽学界可以接受的张继熙(留日学生担任教育部视学、普通教育司司长)为安徽教育厅厅长。为此，胡适打电文给陈独秀，请他告诉上海的乡友：“上海环龙路渔阳里陈独秀转同乡，教厅改任普通司长张继熙，此人很好，本年国语实施令，他的力最大，当能任皖事。”又给安徽省教育会发电“安徽省教育会诸公鉴：教育厅改任张继熙，本教部普通教育司长，品学皆好，思想亦新，似能任皖事。谨闻。胡适、高一涵等。”
推动故乡的社会改良事业，为故乡文教事业的发展献策出力。胡适虽然早在1920年代就闻名于世，但经济上并不富裕，不过胡适对故乡的文教建设，仍竭尽所能。1926年，胡适与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联袂倡议，捐献书籍3000册以建绩溪图书馆。1930年，胡适的族叔胡近仁由乡里寄信与胡适，谈筹设上庄图书馆事，胡适积极响应，并提出具体操作意见：“只须有一所勉强可用之屋，一间储藏，一间阅览，有几十个书柜或书架，有几千部书，便可成立，若侈谈几千元，则此事必无望了。”针对上庄经济凋敝的现状，胡适认为“救济之道只在兴实业与教育两途，而实业需要资本，非吾辈所能为力，故只有教育一途尚可为”。所以，当胡适的二哥提议在上庄设毓英完全小学时，胡适立表赞同，并出任名誉校长，先是在上海同乡中奔波募捐拉赞助，又自己出资聘合适的教员，多次在家里开同乡会，集议解决办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胡适不仅自己热心做有益于乡梓的文教事业，对同乡创议的同类公益活动，也予推奖和支持。1921年8月，在沪的徽商胡洪锦、胡介眉等人找胡适，商谈绩溪乡村学校建设问题。胡适着手做了一个计划：“(1)办一个中学，从第一学年办起，四年之后完成。(2)附属一个高等小学，或两等小学。(3)拿这个中学做培养人材之地，做一乡的文化中心。(4)拿附属小学做试验学校。(5)中学第四年加师范教育，或延长一年。(6)高等小学改为两年。”这样的乡村教育建设规划，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价值。
1922年，旅外同乡程本海诸人在上海成立徽社，创办《徽音》周刊(后改为月刊)，以讨论徽州地方实际问题，通过文化改良国家(桑梓)，去腐促新、唤醒民众为宗旨。胡适应邀为该刊顾问，并题写刊名。
胡适对徽州文献的收藏和徽州文化的阐释。作为一位名学者，胡适对故乡长远的贡献还表现在其特有的努力：(1)搜集故乡文献和文化遗产：胡适早年在大陆时便注意搜集反映绩溪学人生平学术的《绩溪小丛书》，“随时作一《绩溪著作存佚考》”，想待有余钱时“陆续付印”。1930年代他主动将个人收藏的绩溪县志《万历志》、《康熙续志》、《乾隆志》，托便人带到绩溪，捐献给续修方志的县志馆，并对绩溪工作贡献个人的思考。1961年，绩溪旅台同乡集议，拟重修县志，用以启发后代。1962年1月18日，即胡适去世前一个月，他还给老友王世杰等写信，提出由自己出钱，借“中央研究院”的技术人员和缩微机，把台北故宫珍藏的乾隆版《绩溪县志》制成胶片，以方便重印。此事在胡适去世后的次年完成。30年后的1990年代，旅台的绩溪乡友依然认为，重印《绩溪县志》，是他们这些游子们寄托故乡情思的最好纪念物。(2)胡适是最早指出徽商研究要有广阔视野的一位学者。1933年11月，他给主持民国绩溪县志的编纂人胡近人写信，明确指出新县志撰写要注意绩溪各乡人迁徙经商的分布和历史：“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饿死，早已不成个局面。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植方向及其经营之种类……胡适的朴素阐释不仅指明了史志编纂的内容要随时代更替加新，也为后世从事徽州文化研究的学者拓展出更加开阔的视野。而他四处为乡友题写包含“徽骆驼”与“绩溪牛”即景联句，既高度概括了徽州人群代代相承的人文精神，又是对乡友和蔼近人的激励。
二、胡适的思想世界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屈指可数的思想先驱者，胡适的思想超越了安徽地域文化更富有世界性；我们要细数他对国家的倾情付出有很多，如果说，提倡“白话文学正宗论”，推动播种新文化，驱动中国文艺复兴事业，矢志一点一滴改良民国时期贪腐疾病贫穷的中国社会，是他与大多数中国人共同的理想追求；那么公开提出中国要“充分世界化(现代化)”无疑是一个不可不说的思想奉献，也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向世界开放实践证明了的正确路径。
“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不肯学人的时候，他的盛世已过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时期了。我们中国民族最伟大的时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从汉到唐宋，一切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宗教、思想、算学、天文、工艺，哪一件里没有模仿外国的重要成分？佛教和他带来的美术建筑，不用说了。从汉朝到今日，我们的历法改革，无一次不是采用外国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历法是完全学西洋的，更不用说了。到了我们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不进步了。”这是胡适1934年6月在一篇《信心与反省》文章中对现实中国提出的希望，他对中国必须迈入全球化时代有着较早地预知，为此不惜世人加在己身的非议和误解。自清朝末期，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寻求真理，是在古老的东方文明大国与西方文化激烈的冲撞中逐渐达成的进步观念。林则徐主张睁眼看世界，洋务派虽败却足以殷鉴后世的学西方实践。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一批先进人士，都是在时代的激烈论争中，努力坚持向西方学习的方向，被毛泽东看作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代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民国成立后，中国的政治局面在北洋政府统治下更加黑暗，复古思潮与西化的论争势夺，在新的形势下更加激烈。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领袖人物，站到了时代的前列，胡适以一以贯之倡导学习西方，中国要世界化(现代化)，成为思想界明星人物。
(一)由全盘西化到充分世界化。胡适的世界眼光和国际化视野是在美国读书期间逐渐培养起来的，对中国不能界于全球化时代之外，有着较早的感知。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明确提出要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的态度”，对待中国的旧文化。他批评那些打着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旗帜的“保存国粹”派，主张由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分清“国粹”与“国渣”。在1919年12月的《新青年》7卷4号上，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把新思潮、新文化解释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6个字，提出对中国的旧文化要“反对盲从”“反对调和”，把整理国故纳入创造中国新文明的范围之中予以解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中怀疑科学的舆论抬头，梁启超撰写《欧游心影录》，认为欧洲的科学破产了，号召青年要请出孔子、老子、墨子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大海那边的西方文明：“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呢！”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新鲜的文化多元论，反对西化论。1923年3月，胡适由学理上批评《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对国人强调：现在全世界大同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是无可疑的。
1929年胡适在《中国基督教年鉴》英文版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国之所以未能在这个现代化世界中实现自我调整，主要是因为她的领袖们未能对现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态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他提出中国要一心一意接受西方新文明，而不是抗拒或有选择性的采纳。wholeheartedmodernization亦即“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提出中国学西方的目标就是充分的现代化。
在1930年代胡适与有国民党背景的提出所谓“中国文化本位论”十教授的论争中，于1935年3月，他在编辑《独立评论》杂志后的一篇《编辑后记》中，评说中国文化本位论：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同月胡适还撰写了另一篇重头文章《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指出十教授的根本错误是没有认识到文化变动的性质：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他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琢磨，借他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涤而格外发挥光大的。同年6月，胡适又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诚恳地宣布个人放弃“全盘西化”说法；“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作数量上既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使‘用全力’的意思。”
(二)对文化本质及其表现形态的清醒认识。在五四以来中西文化火药味甚浓的多次论战中，胡适因倡导以西化即他心目中的“现代化”来改造中国文化，用“充分的世界化”再造中国新文明，往往被人误解为“全盘西化论”者。其实“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陈序经就不认为胡适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胡适真正提倡的是一种“中国本位新文化”。他认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此时没有别的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为什么胡适那么自信的强调？这是因为胡适对文化本质及其表现形态，有着非同一般的清醒认识：“本国本位，就是在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的。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学术无论如何改观，政治制度无论如何翻造，日本人还只是日本人，中国人还只是中国人。”回首历史，国人于忧深思远中或许不无心得。
结语
胡适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文化遗产也得到了故乡人民的重视。新修缮的故居已经是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12月，在纪念胡适诞辰117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绩溪本地的文化学者提出兴建“胡适纪念馆”建议，新世纪的中国具有更宽大的胸怀和文化自信，拥抱曾经飘落海外的徽州之子。笔者认为，如果要建，还是要事先研究和规划好。例如现今绩溪上庄胡适故居(胡适)小型座像两旁悬挂的蒋(介石)氏挽联—“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与胡适生前手书的“努力做徽骆驼”作楹匾搭配多少有点差强人意。我倒以为，胡适故乡人，或许在将来可能新建的胡适像座碑石上，刻录下胡适生前精心创译的勃朗宁的一首诗《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我能等着你的爱慢慢地长大。
你手里提的那把花，
不也是四月下的种，六月才开的吗？
我如今种下满心窝的种子，
至少总有一两粒生根发芽，
开的花是你不要采的，——
不是爱，也许是一点喜欢罢。
我坟前开的一朵紫罗兰，——
爱的遗迹，——你总会瞧他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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