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的霸气
一歙县郑村东边有个西溪村，明清时代文风昌盛，其不疏园建于乾隆初年，是一个很有园林特色的藏书楼，当时大学者江永来此讲学，戴震等一批学者来此听讲和著书，学术界认为这里是徽州朴学的发祥地。太平天国战乱后，在不疏园废墟上，家学渊源的汪宗沂先生建造起有抱冲亭、芙蓉池、梅坪、云起室、嘉雨轩、藕溪楼、延年室的韬庐，这是一个象征，是徽州文化复活的象征，也是近代徽州文化崛起的象征。
商人汪泰安创办的不疏园，有讲坛，有图书馆，有教职工宿舍楼，他像不像一个私立大学董事长，比现在的大学更能体现研究学问的精神，而聘请的主讲江永则像大学校长，他邀请的教授既有皖派经学的郑牧、戴震、程瑶田、方矩、金搒、汪肇龙、汪梧凤，也涉及到桐城派的刘大櫆，徽派篆刻的巴慰祖，还有安徽学政朱筠，有那么点“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意思。韬庐的主人汪宗沂先生，更像一个不倦的传道者，徽州紫阳、芜湖中江、安庆敬敷，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吴汝纶在直隶莲池书院讲学的日子，汪宗沂是安徽学界公认的领袖，从黄宾虹到陈独秀都是他的学弟子，韬庐无疑也是学子心中的儒学圣地。
古徽州文明秉承的是朱熹的“道问学”传统，与陆王的“尊德性”传统不同，这也是安徽学风迥异于王学重镇江西浙江的根本所在。
民国时期的“婺源返皖”运动，安徽士子提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安徽和江西的文化传统不同，“婺源之于安徽，犹曲阜之于山东，中山之于南粤”，道出了朱子在安徽文化中的灵魂和原点作用。后世的安徽学术无不围绕朱子展开，明末清初的方以智梅文鼎，清代乾嘉至道咸年间的桐城宋学和徽州朴学，莫不如是。二
一个文化或一种文明都是有生命周期的，判断它优劣的标准是看它结束一个生命周期后能不能创造性转换，如凤凰涅磐。徽州文明起码经历过了中原士族南迁前的山越文化阶段，东晋至南宋间的新安文化阶段，明清徽州文化阶段，近代徽州文化阶段。
徽州文明是典型的可再生型文明，每个文明周期承上启下，既保持恒定的特质又随时代发展而变幻。我们从明清徽州文化到近代徽州文化，就体现了这一特点，有保留的，有改变的，有放弃的，有发展的。中国这么大，文明之所以延续几千年，正是依赖于文明的再生和转化，真可谓此起彼伏。
严格意义上的地域文化指的是儒学地域化后的成果，所谓“月印万川”，“月”指的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或十三经；“万川”指的是不同地域。同一个月亮在不同的水中有不同的投影，而不同地域的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也是不同的，以这种解读方式为内核形成的人生信仰，治学态度，人文气象，乃至风俗习惯，构成了地域文化的骨架和灵魂。
徽州文化灵魂是什么，是江戴还是程朱？二程洛学、朱子闽学与徽州关系到底有多大？江永为什么要著八卷本《翼梅》，梅文鼎是不是他的精神导师？果真如此，皖派经学的路线图是不是梅文鼎——江慎修——戴东原？果真如此，徽州文化圈要不要包含宣城，如黄宾虹所说的宣歙文化？
如果承认徽州文化的灵魂是江戴经学而非程朱理学会损害徽州文化的伟大吗？为何乾嘉以来徽歙士子以“薄程朱”为新潮？戴震认为义理藏乎训诂和典章制度中，并认为朱子的理学歪曲了儒家经典，此说合理吗？三
无论是新安理学还是徽州朴学，给人的感觉总是威严持重有余，性灵活泼不足，可敬但不可亲，与现代人还是有些隔膜感。在新安理学与徽州朴学中间的这一个时段，大约从晚明隆万年间至南明弘光年间。这近百年的时间，徽人的风貌迥异于之前和之后，风流自喜，自由明快。
徽州府与南直隶上江流域的安庆府、池州府、太平府、宁国府构成了一幅颜色鲜明的上江人文图画。在以留都南京为中心的各种文人社团中，上江士子始终是中坚力量，徽州府士子有汪道昆、汪道贯、汪道会三兄弟，有汪显节、潘之恒、黄云龙、邵正魁、吴瑞毂、吴兆、金声、江天一；宁国府士子有梅鼎祚、梅郎中、沈寿民；太平府士子有冒辟疆(原籍如皋)、沈士柱；池州府士子有郑三俊、吴应箕、刘伯宗；安庆府士子有左光斗、叶灿、方以智、方文、钱澄之。在这之前成弘年间徽州还有一个大学者程敏政，是篁墩人，与唐伯虎科举案有关联，对后世徽州文化影响极大。
徽州人文给人的感觉一向是稳健持重内敛，从朱熹到江永都保持此风貌。但随着以戴震为中心的皖派经学(徽州朴学)的兴起，上有皇帝乾隆、大学士于敏中权力支持，下有徽商金钱资助，儒家谦和的风貌渐渐退隐，戾气霸气如日熏天。下面转述一下戴震经典的两段话，一是某日戴震对经学大家钱大昕说，祝贺你已成为天下第二了！意思是我才是第一。还有一段自述的话：“自戴氏出，而朱子侥幸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运亦当渐替。”意思是因为没有我戴震，朱熹才侥幸被世人尊崇了五百年，现在我来了，他就该滚蛋。
戴震的霸气，也可看作是自信。其实孔子也有霸气，例如他的“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孟子更是这样，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戴震虽狂妄但却不是妄语，自戴震以后，五百年宋明理学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戴震做为从新文化运动到当代都承认的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是这一思想转型的先驱，确实如他预言结束了朱子时代。但是从晚清到民国，坚守宋学的桐城派、新儒家认为乾嘉朴学的兴盛导致了精神的下降，方东树愤而著《汉学商兑》，唐君毅为近世中国人精神境界的堕落痛心疾首，他们都认为，没有“存天理，灭人欲”的内在超越，哪会有个体生命和民族生命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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