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逸闻掌故（二十一至三十）
“两司马”游黄山质疑□ 黄山 戴耕玖
清初文学家，歙人张潮在《洪愫庵玉图歙问序》中记述了一次壮观隆重的关于黄山的文化活动：“王凤洲先生来游黄山时，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大都各擅一技，世鲜有能敌之者，欲以傲于吾歙邑中。汪南溟先生闻其至，以黄山主人自任，租名园数处，吴浙来者各各散处其中，每客必有一二主人为馆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约各称其技，以书家敌书家，以画家敌画家……无一不备。与之谈则酬酢纷纭，如黄河之水，注而不竭；与之角技，宾时或屈于主，凤洲先生大称赏而去。”
文中的“王凤洲先生”，名世贞，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明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曾任兵部左侍郎，为当时的文坛魁首。“汪南溟先生”，名道昆，歙县人，明代军事家、诗人、戏曲家，嘉靖二十年(1547)进士，也曾任兵部左侍郎。因二人都在嘉靖朝作过兵部高官，史称“南北两司马”。
张潮的“王凤洲先生来游黄山”的语句，后来渐渐衍变为“两司马率三百文士游黄山”的文坛佳话。这话题一直是黄山人津津乐道，引以为荣的，但是，除了张潮的文字外，还真的很难找到更多的确切的资料，来证实“两司马”同游过今天的黄山风景区。
试想，如果游历了黄山，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家王世贞，怎会没有关于黄山的只言片语呢？另外，连陪同他游览黄山的擅文辞,工诗词的汪道昆也没有文字记录此次盛况。这实在是有悖常理的。
再试想，组织安排好这样一个三四百人的庞大的旅游团队，即使是在今天，也是很有难度的。一是，当时的黄山景区根本上就没有能容纳几百人的服务设施——黄山南面只有一座规模不大的祥符寺与一所极小的道观步云亭（今慈光寺），汤口也只是一个不大的程姓村落。近百里的进山途中，也没有能接纳三四百人的驿站或寺院。
二是有资料表明，当时游黄山是很劳民伤财的，需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明末抗清英雄江天一的《为黄山致远方游客书》就讲了几十年后明末期，来游览黄山的达官贵人越来越多。黄山附近的地方官员和士绅经常为此而煞费苦心，疲于奔命，因为黄山地处偏僻，民力凋敝，地方财力物力对此难以支撑，以致官民对此怨声载道，并将造成此种难堪的原因，归罪于黄山：“此数十年来，舟车不绝于城瘭，有司供命而罔暇……盖一游客而破中人十家之产，恒数十倍。井里凋瘵，怨咨载涂〔途〕，莫不归罪黄山。”
这种情况还是发生在明万历普门开山之后。在此之前各方面条件更差，接待难度更大，也就是说，辞官归隐的汪道昆要一次性地组织这个三四百人的团队游览黄山；同时，他还要组织双倍于客人的轿夫、挑夫、骡马……即使有乡绅赞助，客人出钱，他也是力所难及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说张潮的“王凤洲先生来游黄山”的语句，属子虚乌有，这也可能冤枉了他。还有一种可能——当时的“黄山”与现今黄山景区是不同的概念。这在史料中可找到佐证——当时黄山的地界不如今天这样明确。户部左侍郎汪玄锡嘉靖壬辰（1532年）的《黄山游记》就有“土人于潜口以内山皆呼为黄山”说法；清乾隆年间的黄鉞曾在潜口见“黄山发轫”四字；就是现在，歙县南乡农民进潜口以北采茶，也称到“黄山”。所以，王凤洲先生来游的“黄山”极可能是现在徽州区潜口北面的丰乐水库景区一带的古谼中。在汪道昆的《谼中记》与清初雪庄画图中，这里景致幽雅，美不胜收，有着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的韵味。
虽说，“南北两司马”游黄山存在疑问，但汪道昆数进黄山，还是确凿无疑的。黄山“丹井”、“试剑石”两处石刻是他的手迹。他在黄山也写了不少诗词。他的《九龙潭》至今广泛流传。
摩天积石递灵湫，客子寻源到上头。
吴楚江分双白发，轩辕宫近九垂旒。
昆仑西北星连海，瀑布高低汉倒流。
忽漫盘空云气合，群龙应奉帝车游。
关于“王凤洲先生来游黄山”之事，近代学者许承尧老先生也曾质疑。他在《歙事闲谭》中仅名为“王弇州诸人游歙”。
黄山逸闻掌故二十二
罗汝芳黄山探险
□ 黄山 戴耕玖
从府衙到码头，不过短短的二十里路。常人行走，不过一两个时辰，而他却走了整整三天。这三天里，他也忙得不可开交，志载：“童叟奉酒献茶，学人乞书求言。”一路上，老人孩童满溢着尊爱的酒茶，他都要喝一口；学人文士尊崇地求取墨宝，请求赠言，他都一一应复。直到第三天傍晚，他才踏上回江西南城老家的帆船。他涕泪交集，向岸上黑压压的送行人群长揖作别。如果不是老父亲病重身亡，不得不回家丁忧守制，他也不会离别这些和睦如亲的百姓和朝夕相处三年的属下。船帆扬起，暮色渐浓，他的目光投向南方那座让他留连难舍的黄山，然后，一声感叹——为官如此，更复何求？
他就是明中后期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汝芳，字惟德，人称近溪先生，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出任宁国知府。他是哲学家，他认为人人皆圣，人人皆善，所以，他为政重教化，以讲会、乡约为治。他在任的三年中“讼狱衰息，簿书俱绝”；他政绩斐然，泾县、南陵、太平等县的城池，在他的主持下，修缮一新；整个宁国府，人民安居乐业，一派太平景象。
就是这位德才兼备、德高望重的思想家，对黄山却有着一种相见恨晚、一见如故的纯真的挚爱。
明代，徽州府歙县与宁国（宣州）府太平县在黄山的划分，南北以平天矼，东以乌泥关，西以汤岭、云门溪为界线的。其所辖范围包括黄山东、西、北三面，民间习惯称为“后海”。也就是说，他该是当时黄山的父母官了。
他是思想家，他懂得人性美，同时，对自然美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悟。他在任三年，稍有闲暇都要来黄山。他“约从裹粮，不烦属邑”。带上几个随从与干粮，径直入山。黄山，成了他休闲的庭院，常来常往，每年一次，亦或两三次。黄山的神奇魅力，让他神魂颠倒，返璞归真。年近半百，谨慎稳重的罗太守，在黄山却经常冒险，时不时地“聊发少年狂”。他在黄山的所作所为，近乎于一种儿童般的天真烂漫。
志载，他“每至险绝处，必以长绠系腰，题名壁间”。可惜的是，他的峭壁上那些题名，因苔侵风蚀，已不见了踪迹，不然的话，他的钟繇笔意的书法，会给黄山平添几分雅趣。
他曾冒险在几十丈高的绝壁上搭架栈道，近距离观察“仙人榜”。据说，他刚认出一个“仙”字，风雷大作，那字即被迅雷削去。此时方知仙迹隐秘，天机不可泄露。
虽说，他在宁国府不到三年，但却两次攀上了当时还没有路的天都峰，比徐霞客早50多年。志书只记录了他在黄山的五首诗，但全部都是写天都的。或是远眺，或在近攀，或卧峰巅，可谓是字字珠玑，超凡脱俗，情趣盎然。如《重登天都峰》：
两拜天都峰顶峰，风云万派涌虬龙。
乘风便欲归天上，觅取蓬莱旧住宫。
当年，他名声贤良，口碑载道，是一个“莫道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的真君子。在太平，他就遇到两个与他志同道合、情趣相投的挚友知己——崔涯与周怡。
崔涯，字若济，号笔山，太平甘棠人。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擢任监察御史。为官清正廉明，遇事敢言，纠劾不避权贵。世宗夸称为“真御史”。
周怡，字顺之，号讷溪，明代太平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官至太常少卿。他也以敢言直谏著称，曾多次上疏弹劾严嵩等人，因言获罪，两次下狱，屡遭贬官。
他们结伴而行，直上天都，成就了一段“三个老进士，同登天都峰”的佳话。罗汝芳的诗“天都峰外袅云和，欲扣天都路更多。钧乐临风知我即，瑶台对月可谁过？”
崔涯和之：“五马行春化日和，黄山开景白云多。晓临绝巘千峰合，时见空林一鸟过。”周怡又和：“初冬风日喜清和，召伯巡行德意多。露湛更添丰草润，云奇端护道軿(小车)过。”
黄山父母官近溪先生归帆早已远去，但黄山的峰壑间至今仍飘荡着他那首《回视天都夕照》诗歌声：
云敛长空夕照开，黄金万叠拥层台。
山灵可是还留客？我欲长歌归去来。
黄山逸闻掌故二十三
李县令罚恶划界
□ 黄山 戴耕玖
黄山南大门的汤口村，约建于明初，谓为南宋程丞相元凤后裔。到二百多年后的明万历时，已形成河东、河西两座村庄，各建有规模宏大的宗祠。随着人口增加，生产粮茶的土地也自然短缺起来。一些强横的村民见和尚软弱可欺，便把手伸向黄山祥符寺的地产。
明万历九年（1581年），朝廷诏令丈量全国土地。歙县县令李邦和会同地官入山丈量所辖的黄山土地。他原以为此次黄山行，会像谢灵运、柳宗元一样“辟古夸今，剔奇括异”，写几篇锦绣诗文，但是，事与愿违，他所见的黄山却是“谷幽径邃，游者罕至，日没榛莽，仅存轩辕宫（古祥符寺的一小部分），亦渐圮矣”。他“怃然悯之”，失望之余起怜悯之心。他追究其因，得知祥符寺地产为豪强久占，只给数量极少的食粮于寺僧，以至僧人生活无着，寺庙无钱修葺。见此，李邦和“集里甲，委巡司，按《图经》，清保牒，复田土若干亩，仍命其里胥曰：‘自村岭、石桥、塘坞诸所租息，尔递年掌之，以代寺赋。’又命其僧能琦曰：‘自东西段方壶、黄坦、汤源诸所租息，尔僧人掌之，以供香火，若其修理殿貌之费，则取偿于占产之资（豪强多年所夺的资金）’”。他还“捐俸金助之”，拿出自己的薪水工资赞助修建庙宇。
县令李邦和此次黄山之行，虽未留下诗文佳作，但为政府接待站性质的祥符寺夺回了地产，解决了祥符寺的地产赋税，僧人的生活、寺庙的香火与维修费用等诸多实际问题。
当时，陪同李邦和进山的还有一位著名的文人雅士。他姓田讳艺蘅，字子艺。史载他“性高旷磊落，至老愈豪，朱衣白发，挟两女奴，坐西湖花柳下。客至，即具座酬唱，斗酒百篇。多闻好奇，著述宏富，世人比之杨慎。”他当时在徽州府任管教育的训导官。他认为李邦和罚恶划界之举，达到了“山得主而生色，僧得产而奠居”的效果。也就是说，这次罚恶划界的更大的意义，是为黄山后来的开发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与条件。
试想，如果没有这次罚恶划界，豪强就会将强占的土地据为己有，国有土地就暗转为私有，那么，若有人进山建庵立庙，进行开发，既没有土地为立足点，又会受到黑恶势力阻挠。具体地说，二十五年后的1606年，普门禅师进山掀起的黄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开发高潮，就可能流产；在往后延伸，三十五年后的1616年，徐霞客就很难在黄山上下纵横，来去自如……
目空俗世的放荡不羁的田艺蘅，对县令李邦和罚恶划界之举，盛赞不已，专门写了一篇洋洋千言的《修复祥符寺碑记》纪念此事。记后有铭文：“事属掌故，不可无纪，乃为铭曰：南国佳山，肇灵黄帝。丹灶鹤飞，鼎湖龙逝。爰有谪仙，天才命世，物色宣平，游踪是寄。境僻人稀，风流日替，莫为之主，孰起其弊。矫矫李侯，太白豪气，疆界均明，山川焕丽，泽溢方外，功昭华碣。俯仰神游，百千万岁。”
可惜的是，那块“修复祥符寺碑”与祥符寺一起，毁于清乾隆初年一场山洪浪涛中。
黄山逸闻掌故二十四
“山神爷”潘之恒
□ 黄山 戴耕玖
将潘之恒视若神明者，是解放前出家为僧，解放后长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对黄山历史颇有研究的何悟深的独到见解。何老先生在他创作的一篇民间传说中，将潘公奉为黄山山神。不过，在研究了潘之恒在黄山所作所为及其贡献后，你就会发现，如果黄山真要选一个山神爷，还真是非他莫属。将他奉为山神，也算是在文字上为他立了一方功德碑，也算还了他一个公道——纵观黄山历史，比较古今人物，潘公功劳之大，真无几人能比!
潘之恒(1556—1621)，字景升，号鸾啸生、冰华生，岩寺镇人(现徽州区)。明嘉靖时官至中书舍人，得汪道昆保荐，入“白榆社”，两次试太学未中，从此研究古文诗歌，恣情山水。他与汤显祖、沈璟等剧作家交好，曾从事《盛明杂剧》的编校工作，撰有《叙曲》、《吴剧》、《曲派》等剧评。他所编刻的《亘史》一书有986卷。
他出身徽商世家、书香门第，先祖经营盐业、当铺，家资雄厚，在金陵(南京)、苏州、歙县均有产业。年轻时过着衣马轻裘、优游闲散的生活。在他65年的生涯中，却有40多年往来栖居于黄山。偌大的黄山，似乎成了他自家的一方庭院，因此，有人说他“一生沉酣黄海莽浪中”。他在《天都峰代绘记》中自述:“余认此峰40余年，凡向背转仄，晴雨寒暑变态，皆得其神情。”在清初闵麟嗣的《黄山志定本》上所记的他的几十篇文字，也足可证明，他强劲的足迹曾经遍布黄山的峰林沟壑;他曾经为诸多高官名流僧道当过导游;他对黄山的了解，达到了古书神话上的“山神爷”的标准——对所管辖的山川形势、历史沿革、有关掌故等等了如指掌并尽心竭力地呵护着。
他写《天都峰代绘记》是在明万历甲寅(1614年)，若减去40多年，也就是说，他在18岁以前，就已与黄山结下不解之缘;他在黄山的最后一篇文字写在万历丙辰(1616年)7月8日，他陪高僧阔庵登天都绝顶，写下《天都峰顶三奇记》。这年，他60岁。之后，他离开黄山，寓居金陵，不过，他的心还在牵挂着黄山。他在编写140多卷的《黄海》，虽然，5年后他去世时，这本志书只完成106卷，但是，他所编撰的有关黄山文字的数量，至今仍是首屈一指的。
就是这位可胜任“山神爷”的黄山通，
却在他48岁时遭遇了一场尴尬——明万历丙午年(1606)初，潘公在一个名“鹫峰寺”的庙里遇到普门法师。
“我乃黄山人也。”潘公手捋长髯，不无自豪地自我介绍。
法师不冷不热:“既是黄山人，何不做黄山事?既不做黄山事，当黄山名者，不但虚其名，连山也虚了!”
一句狮子吼般的反问，自信的潘公豁然觉醒，从此，潘公从宣传性的解说转为建设性的开发。他在温泉边建起“有芑堂”，长期居住山中，专心支持普门开山——在他影响下，徽宁两府的乡绅富豪，土子学儒及其近亲远戚，故交新朋，似乎在一夜之间，都热心资助普门等高僧开山了。或者可以说，明万历年间的黄山历史上最大的开发，就是潘公一手促成的。后列数事以证:
1606年，他陪普门法师进山，求到道观“步云亭”土地，后扩建成慈光寺，并以此为基地，完成前海的开发;1610年，他在丞相源，偶遇寓安法师，擅自将好友汪图南的书院施舍给寓安，当汪图南远游归来时，寺庙已经建成;1610年重阳，他与方弘静、鲍正元、丁自宣、王之杰等人在“梅坞”(今观瀑楼)修盟再结“天都社”，并明确“天都社即普门外护”，护持资助普门开山;1612年，他在北海狮子峰侧与国子监祭酒汤宾尹、高僧一乘“三德聚合”，不久，“狮子林”建成……
后来，普门为感谢潘公的传世之功，专门写了一首歌颂的偈词:
宰官前导师，和尚后媒人。乘愿开荒径，运心总刹尘。
利生传忘想，化世带音闻。飞凤绿霄去，留巢送古今。
据说，潘之恒须鬓如戟，别人称他髯翁，他也自称膂髯，可见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体魄强健。堂堂相貌，耿耿情怀，尊为山神，该是当之无愧的!
黄山逸闻掌故二十五
心月开山天海
□ 黄山 戴耕玖
前回曾说，1606年初，普门法师在“鹫峰寺”中将自信的“黄山通”潘之恒，语气犀利地嘲讽了一顿：“既是黄山人，何不做黄山事？既不做黄山事，当黄山名者，不但虚其名，连山也虚了！”
要知道，当时的普门法师已五十有八，并且又是有道高僧，却为何会以此种语态讽刺忠厚儒雅、视山如家的潘公？这就是法师的高明之处：以当头棒喝，激将之法，警醒潘公；同时，也说明法师的开山之心情已迫切至极。
普门法师为什么如此急切呢？这是因为，当时黄山的开发，有人已经开始筹划行动，并初见规模了。普门法师有些迫不及待了。
在普、潘相会之前，官至国子监祭酒的冯梦桢来到黄山，而且抵达了黄山峰巅腹地的天海。在他的笔下，天海已是道路通达，庙宇林立，热闹非凡了。
1605年3月，57岁的冯梦桢在黄山游历了8天。他翻汤岭，经白云庵（钓桥），从黄山西边的白云古道登上天海。他在这里住宿了3天，以“海”字为头，为天海新建的10座庵庙取名，如“海潮庵”、“海空庵”、“海净庵”、“海印庵”等；在炼丹峰北面，他又看到了一座道观。也就是说，当时天海一带的新老寺庙、道观不少于13座。陪他游山的人也不少，他《游黄山记》中记有姓名者9人：文人名士有潘之恒、丁云鹏、汪浔延、黄问琴、郑翰卿、谢伯贞，僧人印我、惟真，道士申清虚。可见，天海的开发已形成规模——僧道往来，文人聚会，虽无晨钟暮鼓回荡山间，但吟诗念经之声此起彼落。
从当时的情况分析，“白云古道”是登天海的主要道路，因为这条道路的畅通，才使僧人居士接踵而至，天海才得以开发，因此，开凿这条白云道的人，就该是天海的开山祖师。
是谁开凿这条白云古道？新来乍到的冯梦桢没说，以山为家的潘之恒只提过5年以后的经过慈光寺的天海新道。不过，官至礼部尚书的书画家董其昌、官至太仆寺卿的经学家姚文蔚提过，开山者，就是一代高僧心月大师！
心月大师，原是歙县西溪南富商吴养春家梅花庵的主持。他放弃优裕的生活，在普门之前进山，直入黄山腹地，开凿白云古道，在天海建天海庵。董其昌、姚文蔚都曾在此庵居停多日，都亲笔撰写了《天海庵缘起》。董其昌说心月“扪萝披棘，拨云破荒，且诛茅筑室，安立道场，使山神受戒，圣僧驻锡，诸余游子亦可夜则补被，昼则扶筇，以极骇心洞目之观，甚弘愿也”。姚文蔚也说心月“悬空挂壁，凿山置足，创通鸟道”。虽然，董其昌为黄山未列入五岳而抱憾不已，姚文蔚则为“游者日众”担心黄山的保护，但他们都明确了心月的对天海开发的贡献。心月还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六月在他的天海庵背后的岩壁上“线刻（四米多高）如来佛像一尊”。在他的影响下，天海一带是“灵踪闭千载，一朝敞神界”，盛况空前地热闹起来。
如果不是冯、董、姚的文字，心月之功，真无几人知晓。民国时，学者许承尧曾叹惜：“今但知有普门，不知有心月矣”！另外，心月还劝吴养春将黄山的很多地产捐送给普门，并长期辅佐他开发。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所以，抱负远大，心胸如海的普门深知，时不我待，时不再来，若不激将潘之恒，与之结盟，共谋开发，还真不知黄山的开发之花会落谁家了？
黄山逸闻掌故二十六
普门传奇
□ 黄山 戴耕玖
黄山迎客松前的文殊台，全名“文殊梦象台”，它曾印证了普门禅师的一个梦，这个梦又引发出了黄山的大开发，普门的这次开发，功绩显赫。而在这文殊台上来个转身，就会发现在文殊院后的玉屏峰顶，有一尊天然的头朝莲花脚向天都，慈眉善面，神态安祥的仰卧的睡佛。这尊睡佛，在黄山人的心目中，也自然就成了普门禅师的化身。
普门禅师，俗姓奚，名惟安，号云亭。早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他在山西代州梦见自己困在大山中，无路可走，不得解脱时，文殊菩萨手指南方。禅师回首，立刻身心徐起，平步青云，盘腿趺坐于一座祥云环绕、风景如画的高峰之上的一方石台上……于是，普门开始了艰难的寻梦之旅：从山西太原出太行渡黄河，翻过伏牛山到河南；又从湖北襄樊到宜昌过长江，进入湖南武陵到江西后，从长江进南京，又到浙江普陀。一日海边挑柴，被风吹下海，大难不死，顿时警醒，最后折回黄山。一边开发，一边寻找，直到1613年才在文殊台上寻到梦境。为了一个梦，寻觅二十年，跋涉千万里，这美梦成真的同时，也将一个美妙的黄山展示给了世人。
据云普门语言诙谐幽默，深入浅出。有一次，一个名叫王墨池的来见，普门师问：“沿途可曾见到有关善恶方面的事？”回答：“没有”。
普门反问：“杀猪处没有？剥牛处没有？狗叫处没有？鸡斗处没有？……”王墨池一时大汗淋漓，幡然而悟善恶。
一连串的反问，犹如戏剧开幕前刻的那一阵节奏快捷、铿锵有力的紧锣密鼓，一把就将戏迷拉进戏中。
普门天性聪慧，“初不识字，而字从心生；初不立言，而言如泉涌”。他的语言技巧高超，自有一种境与心合，横笔立成，令人警醒之气。
普门禅师真非凡夫俗子，一生轰轰烈烈，连终老也充满悲壮慷慨之气概。
按理说，晚年的普门禅师，功成名就、大德圆满，应该在黄山闭关修行，颐养天年了，但到了明天启五年（1625），79岁的普门听说宦官魏忠贤欺蒙皇上，弄权播虐；官绅们豪取巧夺、横征暴敛。见民不聊生，怨恨遍野，禅师发大誓愿，要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他要去劝说皇上宦官，于是挈杖北上，但行至山西太原的清源（今清徐县）乘愿禅寺时，自感不久人世，便止宿于寺中。六月十二日，普门驾鹤西去。
数年后，与禅师亦友亦徒亦是关中汉子的阔庵和尚，将禅师遗骨背回黄山，建塔寺后。崇祯时山西巡抚许鼎臣为禅师作塔铭，以纪其功：
天都之峰，几叶一花；浮丘容成，让席借筏；岩岩奇石，点头增崒；卓矣大师，人天首出！
黄山逸闻掌故二十七
普门开山前海
□ 黄山 戴耕玖
慈光寺西北隅是一处清静的小山窝——溪流几缕如丝如弦，清泉一汪如玉如月。翠竹青松、木兰木莲、香椿香榧的绿荫中，矗立着一座花岗岩浮屠石塔。塔上刻写着：“明赐紫开山普门禅师安公全身塔”。虽只寥寥数字，却将禅师显赫的声望、开山的功绩、高深的道行，全然昭示。
碑上的“开山”之意，是指普门禅师开发黄山的功绩显赫，虽不能说是“空前绝后”，但誉为“震古烁今”，是怎么说也不为过的。
明万历丙午（1606年）正月，普门在“黄山通”潘之恒的陪同下，进山遴选庙址，并如愿以偿地得到福阳道人转让的朱砂庵（步云亭）。得到立足之地的普门如鱼得水，“三天子都（黄山别称）遂为普门院矣（明·许鼎臣语）”。禅师改“朱砂庵”为“法海庵”，并在五年后求万历皇帝敕名为“护国慈光寺”。他以此为基地，攀天都上莲花，凿道路架桥梁，建寺庙立庵堂。仅仅用了三四年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光明顶以南的黄山前海的开发。
更重要的是，在他的感召下，有三十多位高僧纷至沓来，结盟开发。寓安禅师开云谷，一乘大师辟狮林，慈愍法师驻西海……普门进山十年后的1616年，徐霞客初上黄山，虽然逢遇“径为雪封者两月，石级为积雪所平，一望如玉”的封山大雪，但仍然是上下自如，食宿有庙，在黄山前山后海畅游了九日。可见，在普门的努力与影响下，黄山在短短的十年里，就由径绝人稀，变成道路畅通，庵庙遍布。
碑文“赐紫”二字，说的是普门禅师怀揣郑千里的《法海全图》，只身入京，获赐甚丰，使黄山之名声震京城。
明万历庚戌（1610年），普门如有神助，一进京就遇到翰林院编修宣城人汤宾尹，之后又遇到一个名叫马进的太监。马进与普门一见如故，他说前不久曾在梦中见过法师。他安排法师住进城郊的慈明庵。此庵是专为太后祈祷福寿之所，而马进就是太后选派，专门管理这个庵庙的。有了马进这个太后身边的红人的帮持，普门又认识了炙手可热的御马监太监阎鸾、刘朝、蔡钦等。普门法师以超群的智慧，执着的追求和精湛的佛法，不仅得到了众多缙绅名流、佛门同道的金银赞助，而且名声传入大内——太后赐彩缎百余匹、帑银二百两；皇后贵妃赐紫衣五福冠、白银五十两；难得的是万历皇帝不仅敕赐“护国慈光寺”名，还捐赐佛像十二尊、帑银三百两，又将以前花数千两黄金铸造的高三四丈的七层四面千佛鎏金铁塔赐予普门供之黄山慈光寺。
要知道，得到万历皇帝朱翊钧这“无赖儿郎”（鲁迅语）的赏赐是极不容易。史料载，此人在位48年，亲政38年，后因立储之事向臣子罢工，竟有25年躲在深宫不见人面，完全不理国事。没见过他玩什么，似乎也无好色之嫌，所以历史学家只能推断他可能躺在烟榻上抽了二十多年的鸦片。他聚敛金银如山似海，在清军初起事时，他死也不肯拿钱，最后才拿出一点变黑发霉的无济于事的小零头。普门能获得这样一个心理变态的守财奴的赐赏，耗费的脑汁恐怕比那万里跋涉的汗水还要多。
关于普门禅师的开山之功，可谓功盖千秋，有口皆碑。
“筋斗踢活古今”。这是普门好友，官为国子监祭酒的汤宾尹的《普师画像赞》中一句。“筋斗”意乃“纵横捭阖，腾挪驰骋”。这句话是说普门在黄山上下纵横，驰骋峰壑，尽情发挥。自他进山后，静寂千古的黄山变得活泼活跃了，游人如织，寺庙林立，热闹非凡。
“浮丘容成，让席借筏”。这是明崇祯年间山西巡抚许鼎臣为普门所撰的墓志铭中的一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普门禅师进驻黄山后，黄山因此兴旺发达，其功德之大，已超出远古的浮丘公、容成子。现在，他们的功绩已逊色于普门，他们在黄海间乘坐的船筏，该让位给普门，让他在黄山这片云海峰岛间尽情漫游，开发弘扬。
就是普门也为自己所建的功业而引以为豪。他亲笔题写的慈光寺大殿上的门额，竟然就是“那是我的”四字。
今天看来，“那是我的”四字的含意有三层。一是此寺乃本师所创，历十数载，万苦千辛，来之不易，切记切记。二是后来诸僧均应以寺为家，视庙业为己业，须勤严守持，不得贪妄。第三层含意不明显，隐隐约约，似有此地该我所有，天意如此，佛助我也。
总之，只要研究一下普门禅师的开山功绩，一种高山仰止，神明如佛，佛临黄山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
黄山逸闻掌故二十八
寓安开云谷
□ 黄山 戴耕玖
就在普门禅师1610年携杖北上，入京求敕时，一个身材瘦削的和尚，带着众多工匠，踏进了黄山东边的钵盂峰与罗汉峰之间的丞相源。在源畔一所书院旧址上，和尚信手指点，匠人丈量划线。数月后，一座依山就势、整肃恢弘的寺院，在南宋丞相程元凤读书之处落成。
寺庙竣工时，书院的主人汪图南来了。他记得去年（1609年）远游归来时，知心好友潘之恒在洗尘酒席上的第一句话，是擅自作主将他的黄山书院送给了一个和尚。现在，看着眼前自己破旧书院上新建的庙宇，他为和尚的高深法力所折服——山外建一所房屋尚需一年时间，而和尚仅只数月，便建起一座纵深五六十丈，三进两厢，齐整方正，当时堪称黄山第一寺的偌大庙宇。
这座寺院，先是潘之恒名为“一钵禅院”，后被汤宾尹改为“掷钵禅院”，崇祯时又被歙县县令傅严题为更有诗意的“云谷寺”。
开山建寺的和尚号寓安，俗姓余，名广寄，浙江开化人。和尚幼时丧母，做石匠的父亲背着他四处奔波。高僧无为法师见之怜惜，收他为徒。父子离别时，父亲专门烧了一条鱼，他却说：“爷已许出家，岂可复食此？”广寄聪慧，二十岁时就已“博通经论”，后又拜云栖高僧莲池宏为师，易名“寓安”，寓“念佛之法，专在一心不乱”之意。他精修自策，威仪严整，深得推崇，遂成一代高僧。
寓安禅师记得，他1608年初上黄山，欲驻足光明顶时，普门好友，明隆庆年间（1567—1572）就在此修行的智空老和尚见他身体瘦弱，善意地劝阻他：“此非公住处”。幸运的是，他1609年二进黄山时，遇到了潘之恒。潘公爱山如家，祈盼兴旺之心殷切,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在丞相源中驻地与挚友汪图南的书院，一并无偿地奉送给寓安禅师开山建庙。
寓安禅师得到基地后的第二年（1610），他三进黄山，随他而来的是众多工匠。这些匠人原是为寓安的第一个师傅无为法师营建寺庙的。他们尊重寓安，曾多次说过，寓安禅师建庙宇时，“吾辈皆当致力！”当时大师孤身一人，建庙一切事宜，完全由工匠作主，连工人的饭食问题，都是他们自己头裹道巾，出外乞讨化缘而得以解决。
大师精心为道，潜心修行，见人不发一语，唯一笑而已，凡见者无不感化，无不爱而敬之。他削瘦的身体中，蕴藏着丰厚的威慑力。相传，一次夜行遇虎，他径自上前抚摸虎头，曰：“佛子佛子，尔无我虞，我无尔怖。”老虎束尾受戒，不动不吼。
他偶有事须去岩寺，次日归山。人问住在何处，他说“芳村桥下”；又问何处吃饭，他说“岩寺街上吃粥来”。一个昼夜，食一餐粥，夜不成寐，行二百里。大师忍力耐力之大，非同一般。
禅师孤峻严守，动止律己，即使是在处理自己的后事时，也不着意安排。禅师终归是人，自幼出家，素食常缺，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到黄山十二年后的天启元年（1621）初，他将方丈室整理清扫，好像准备长期居住。这时，他已大病缠身，但行动如常，静坐少出，人莫知之；后因病重，施主请医诊视，禅师曰：“死生如客，当行即行，安用医？”这年二月二日，禅师召集弟子，说：“我要去了。最后有一件事，你们要慎重处理。”言讫跏趺而逝，年仅48岁。此时，漫天大雪，飘飘洒洒，绵延不停。
七日后，弟子准备火葬，但赶来吊丧的施主们见禅师面色如生，急忙制止：“这是个活人，怎能火化？”于是，弟子将其置放佛龛中，供奉在禅师生前清扫整理好的方丈室内。此时，雪止天晴。弟子顿时明白了师傅临终所说的“最后一件事”，乃是忌火。又过了十四年，到了崇祯乙亥(1635年)，在将禅师肉身迁移到寺西南石塔时，众人启龛视之，禅师念珠在项，端坐如故，只是肉身干瘦了些。这可是黄山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唯一的逝后十多年肉身不坏的高僧。
瘗藏寓安禅师肉身的石塔，后在“文革”中被毁，石料也用于铺垫登山台阶了，但禅师开山建筑的云谷寺，四百年来，一直是黄山最重要的集散中心——到过黄山的游客，有百分之八十都来过这里。
黄山逸闻掌故二十九
一乘开狮林
□ 黄山 戴耕玖
1610年，普门禅师缁衣孤笠，只杖入京。1612年底，他车载马拉，满载而归。在凯旋的队伍中，有一位贵客——太监马进奉太子之命将一尊观音金像护送到黄山。万历癸丑(1613年)元日，普门陪马进在云雾弥漫、如银积雪中登上炼丹峰，将太子赐的观世音金像供奉于峰顶的以松为柱、以草为壁、箬叶覆顶的简陋的大悲院内。
日近午时，普师祷毕，云开雾散，天放瑞相。他惊奇地发现，炼丹峰东面的丞相源中，北面的狮子峰侧都飘浮起缕缕炊烟。询问得知，他去北京的两年中，这两处已新建起“一钵禅院”、“狮子林”两座寺庙。下山时，普师顺道来到“狮子林”。庙宇规模不大，只有正房三间，侧房两间，但石墙灰瓦，庙相庄严;寺额“狮子林”三字为好友潘之恒手书。普门知道，这是黄山之巅唯一的砌墙覆瓦的庙宇。普师一见便知，开山立庙者，定是一代高僧。
普师叩门而入。室内一僧，短发如刺，如霜皓然，盘趺端坐，肃如罗汉。普师高声佛号，四目相对处，乃是旧时相识。开山僧，号一乘，年轻时曾与普师在五台山一处名“狮子窝”的寺院中同席参禅，虽只数面之缘，但心系佛陀，惺惺相惜，一种“古路无行客，寒山独见君”的喜出望外之感，在两位高僧古井般的心底油然而生。因普师此行是陪马进，二人寒暄一番，便打道下山。
一乘禅师1611年进山，他见南海、东海的开发已显规模，于是将开发的目标定在北海一带。万历壬子(1612年)，一乘师在狮子峰边挖到五色土，又见佛光频现，并占卜到三月十八日有三德(有德高人)聚合，遂定此时上梁。果然，三月十八日，“黄山通”潘之恒、国子监祭酒汤宾尹与一乘相聚于狮子峰麓。三位不谋而合，汤宾尹慷慨解囊，潘之恒协调筹划，一乘师设计施工。一年内寺庙建成。潘之恒应一乘之请而名寺庙为“狮子林”。汤宾尹撰《狮子林小疏》，劝游人解囊相助。
一乘师与寓安师一样，都有着极强的人格魅力。他们都成功了，都建成当时几乎不可能建成的寺庙，不过，真应了那句“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的套话，同样的佛法高深，但运作的技巧却各有不同。寓安师靠着感情的力量而得到老友新朋的鼎力相助，而一乘师则是利用自然界的神秘力量来激发工匠自觉行动。如一乘师对佛光很有研究，已了解佛光形成的原理，并很好地掌握了“太阳—人物—云雾”三者成一线的观赏时机，于是，他经常带工匠到始信峰或是寺庙边的飞光岫去看佛光。面对五彩缤纷、如佛显灵的神秘光环，工匠们自然而然地对一乘师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工作的热情也就自然地被激发出来。更奇的是，有一贼人趁夜偷窃一乘师置放在佛龛前的布施的银两，得手出门时，天放异光，匠人皆醒。贼人惊惧，还金夜遁。工匠对一乘师更是崇拜之极。
一乘师自己不住狮林庙中，一直住在当时还未命名的始信峰顶的一间一席大小的茅屋中。在那里，他一住就是三年——每晚课毕，必往宿之。
行文至此，就不难看出，一乘禅师在黄山的功劳，就不只是建狮林、开北海、连四隅了，他还开发一座至今仍为世人称绝的奇峰。狮子林建起的第二年(1613)，翰林黄习远(字伯传)来到黄山。一乘师带他登上夜宿三年的山峰。黄习远一声惊呼，这世界上竟有如此奇绝的山峰，于是，他命名此峰为“始信”。
后来，黄习远将其黄山的奇遇，告诉了在万历名相张居正后任九年首辅的申时行。申相亦佩服一乘禅师，在《伯传黄山归述示奇胜赋答》中以诗赞之。
黄山逸闻掌故三十
“汤宣城”山中一月
□ 黄山 戴耕玖
明万历壬子(1612年)三月初九午后未时，太阳已稍稍偏西。旌德与太平分界处的鹊岭顶上的望山亭中，一位温文尔雅的中年绅士，左手遮阳，举目西望哦哦哦天际处，黄山群峭摩天，横空突兀，尽在一览。绅士精神为之一爽，从旌德县城步行七十余里的疲惫，也随一阵清凉的山风一拂而尽。说起来，这是他第二次见到黄山了，不过，第一次是前年在北京偶遇普门时，从禅师手中的那幅郑重(字千里)绘制的《法海全图》上见到的。
鹊岭上的这位绅士，姓汤，名宾尹，字嘉宾，号睡庵，安徽宣城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当时的内外制书诏令多出其手，因用词得当，号称“得体”，常受到万历帝赞赏，后任南京国子监祭酒。那时，朝官文士多结朋党，以东林党、宣党、昆党为最盛。汤宾尹即为宣党首领，世号之“汤宣城”。不过，官场险恶，1611年，他在朋党之争中失败罢归。
可能是《法海全图》深刻印象，也可能是普门的极力推荐，更大的可能是骨子里的对家乡黄山的爱，他从京城罢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赴黄山。在黄山，他流连忘返，一呆就是一月。他上下纵横，足迹踏遍黄山的峰壑云林哦哦哦汤泉、慈光、天海、北海、云谷、松谷、翠微。数年后来山的徐霞客基本上就是沿着他的足迹游览黄山的。
上山道上，他遇到了“冒雨穿山羡未曾，息肩无寺寺无僧”的尴尬哦哦哦游人入山，冷风湿雨，无寺休息，无火无酒，虽有好景如画，但也难免心灰意懒，所以，他认为:“凡域中诸名山，悉荷宝藏，镇固久远，其先皆有殊场显刹，为之因依(靠)。”也就是说，他认识到，以普门为首的各路高僧，才是开发黄山的主力军。只有在这些坚忍不拔的高僧的不懈努力下，黄山才能为世人所了解，黄山的美景美名才能远播海内外。
他手无缚鸡之力，他不是财主，他已经罢官，但他大名鼎鼎，他妙笔生花，而且，他“虽家居，但仍遥执朝柄”，所以，他只能利用显赫的名声、优美的文笔来支持各路高僧。
万历庚戌(1610年)，他在京城，利用万历帝对他的赏识，帮普门求敕到“护国慈光寺”庙额;他又在普门的《法海庵疏》上题写《黄山募册引》，号召京城的达官贵人施舍捐助普门开发黄山。因他的努力，黄山名彻皇城内苑。
此次黄山的一个月里，他住岩洞，宿茅庵，用那支为皇帝拟写制书诏令的大笔，为黄山的各大寺庙，写疏题名，倡捐募助。
在前山的慈光寺，他作《敕赐黄山慈光寺疏》，以自己的亲眼所见，说明了普门求敕受敕经过，证明了敕赐的真实性，打消了人们的疑虑，引发了公众的共鸣支持。
三月十八日，他从天海行至北海，无意中却又成就了黄山的又一件大事。他与潘之恒、一乘禅师不期而遇，促成了北海狮子林的建成。这寺庙，可是当时黄山山巅的唯一的以瓦覆盖的永久性建筑。他亲笔撰写倡募的《狮子林小疏》，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还静立在荒废的狮林精舍天井中。笔者少年时，曾见过那方高二尺宽一尺青石碑刻。成年后方知，那一笔正楷得如同印刷出来的笔迹，就是著名的“台阁体”。
从北海狮子林下至松谷，他更眷恋这里的水光声色，清静幽雅。他认为这里是祭祀黄帝的最佳场所，他题名为“禘黄”。在翠微寺，他为寺院撰写《翠微寺募建千佛楼疏》。
离开黄山前往歙县西溪南(时属)时，他特意到丞相源，拜访寓安禅师。他见禅师所建的庙宇规模壮观，为禅师的法力所感动，认为潘之恒命名的“一钵”不足表现禅师的非凡;他认为寓安具有昔日的掷钵神僧神力，因此改寺名为“掷钵”并撰写了《掷钵庵疏》，劝人“捐力而相佐助”。
他文采灿烂，山中一月里，写下近万文字。他的诗作含有参禅之意，其作《同友人游黄山》:
冒雨穿山羡未曾，息肩无寺寺无僧。
宽围白浪身千叶，峭入青天手一藤。
龙吼药炉舂急杵，猿调茶鼎煮孤灯。
与君伸脚量峰碛，踏着云光不记层。
因此，“黄山通”潘之恒赞其为:“若汤太史则文殊化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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