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商帮：一代巨头分崩离析之路
徽商商帮：昔日商帮百年浮沉之谜20世纪初年，日本驻华领事和其派遣到中国各地的调查人员，曾将当时活跃的中国地域商帮作比较，说广东商帮虽在勤俭耐劳上逊于山西商帮很多，然而“性格活泼刚毅，豪胆敢为，处事敏速，出人意表，运转巨资，不失时机”，而且通晓海外事情，以至于几乎垄断了对外国的贸易。
又说宁波商人“俭啬朴茂”，很像山西商人，却不如广东商人果断，“勤勉忍耐”不如山西商人而胜于广东商人，但“气宇豁达、豪胆敢为”远过山西商人，且举措活泼，思虑慎密，敏于商机，团结联合之强固、资本实力之雄厚，足以与山西、广东商人相抗衡，故雄飞于中国各市场，上海一地多半是宁波商人。
1936年，柳亚子组织专修上海地方史志的上海通社顺着上述思路，曾将山西帮和广东帮、宁波帮作比较，认为山西帮是保守的，但谨慎、精密、勤俭，而且最雄于财力，经营起全国的汇兑业，支配着各地的金融业；广东帮是急进的，敏疾而豪放，最会做生意，到处经营着工商业，尤其是外国贸易以及其他对外事业，简直是独步天下。介于这两大帮的中间，隐然成为两大帮竞争者的，那便是宁波帮。宁波帮财力虽不及山西帮，但谨慎、精密和勤俭，却跟山西帮相仿，而没有一点顽固。宁波帮是进步的，虽则没有广东帮那么果敢决断，能在国内国外活跃，却稳健而着实，和广东帮正旗鼓相当。
这些比较，都未提到曾经在明中期到清中期整整300年间领商界风骚的徽州商帮，说明其时后者已然衰落，风光不在，在各地商帮中的地位已明显下降。探寻徽商衰落的原因，还得从其擅长经营的行业和时代变迁说起。
“盐木典茶”俱式微
人所共知，徽商自我标榜“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但其经营侧重点在盐、木、典、茶四业，而且各县商人各有重点。
盐是徽商的龙头行业，也是国家垄断的利润丰厚的行业，其税收是最大的商税，到清末基本与田赋相等。明清时代，两淮盐业最为兴盛，两淮盐商实力最为雄厚。明代中期，徽州盐商与山、陕盐商实力难分伯仲，而到明后期直到清中期，两淮的徽州盐商实力最为显赫，两浙的盐商清一色是徽商。
总商是盐业富商的代表，大总商主要来自歙县。歙县人自豪地说：“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而且各姓世代相袭，比如“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岭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均为声名赫赫的总商。
乾隆时期也是徽州盐商最为风光的时候。总商的代表人物江春，总理盐务40余年，家资2000余万两白银，有二品布政司头衔，“以布衣交天子”，与乾隆皇帝交情颇深。但是到了道光初年，两江总督陶澍为推动官盐的销售，在两淮改变实行了200余年的纲盐法，而实行票盐法，凡是缴纳盐税的商人，均可凭票销盐，这就从体制上一举剥夺了徽商垄断经营盐业的特权，徽州盐商从此一败涂地，渐至式微。
木业是徽商经营的另一重要行业。徽州木商主要是婺源人。木材从产地中砍伐下来，搬运出山，远涉江湖，长途运往缺木的江南，或输往耗材最多的京城，需要极为雄厚的资本，徽商连宗结帮，凭借其丰厚的资材，在木业中势力最巨。江南各地的木材商，直到清中期，基本上就是徽商。江南大都市中，如南京的上新河，苏州的齐门东西汇和枫桥一带，杭州的钱塘江岸，集中了徽州木商从长江上中游以至云贵川广深山老林运来的木材。南京的徽州灯是一大景观，就是由木商点缀的。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徽州木商王天俊等贩运木材，据控告，逃税部分就多达16万根，其实力可以想见。随着木材砍伐向西南边境的纵深山区挺进，原来通过江河输送的木材量日益减少。清代前期，随着沿海贸易的日益兴盛，福建和浙东地区的木材通过浙海关的分口平湖县的乍浦，源源输往江南和华北大地。而从事沿海运输的，实力最为雄厚的是宁波商人和江淮商人、山东商人，从事沿海木业贩运的，也主要是闽、浙商人，徽州木商的经营优势从此逐渐丧失。
典当业在明代直到清中期，长江尤其是淮河以南几乎由徽商垄断。典当调济民间小额经济缓急，典铺虽小，但在店肆类生意中，资本相对巨大，又易成盗贼销赃场所，事关社会治安，所以开张要凭资质，官府审查特别严格，加上专业性强，获利与否多赖人力。徽州商人资本雄厚，与官府关系热络，精于经营，一枝独秀，势成必然。明代社会上动辄以“徽州当”或“徽典”来形容典当，徽州当几乎成了典当铺的代名词，“徽州朝奉”成了典当铺掌柜的代名词。
清代歙县许氏，一家开有典当铺40余所，广泛分布于江、浙之间，许氏所开的典铺，从业人员将近2000人。据说其时北京城中仅徽商汪箕一人就开了几十家当铺。徽州有个谜语，叫做“两人山下说诗（丝）文，三炮打进四川城。十月十日来相会，三人骑牛一路行”。谜底就是“徽州朝奉”。小说“三言二拍”描写典当铺商人，也往往拿徽州朝奉说事。明后期南京城里的典铺，因为徽州典铺资本大，福建等地商人开的典铺都先后闭歇。徽州典铺主要由休宁人开设，所谓典商大多休宁人，治典者，也唯休宁人称能，因为专业性强，凡是典肆无不有休宁人。
典当是民间调济经济缓急的低级金融机构，到了道光初年山西票号产生，近代金融业发达，新式银行业兴起，典铺在金融机构中的重要地位日益下降，各地开设典铺者也不再像明中期到清中期，南则徽州人，北则山西人，而当地人逐渐增多，强龙难斗地头蛇，徽州典商不仅经营地域逐渐收缩，而且在其传统重点地区如江南等地，也面临着与当地人日益激烈的竞争，非复往昔可比。
茶业是徽州商人的四大主营行业之一。明中期到清中期，长江中下游和淮河以南地区以及北京的茶业，势力最大的是徽商。鸦片战争上海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后，取代广州成为外销茶叶的第一大口岸，徽州茶商以其丰富经验和地理之便，实力持续上升了一段时间。近代上海的茶商也以徽商最有实力。徽州茶商主要来自歙县、绩溪和祁门。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胡光墉）就是个大丝茶商，其老家便在绩溪。
即使如此，清后期，北有山、陕商人经营湖南茶，贩运北边和俄罗斯中亚等地，南有福建商人贩运武夷茶畅销西洋各国，徽州茶商只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而已，未能独擅其利。后来随着其他国家茶叶业的兴盛，世界茶叶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华茶出口价格大跌，茶叶往往受制于洋商，徽州茶商也在国际市场的冲击下纷纷歇业。
“丝棉粮食”受夹击
四大主业之外，徽州商人实际上还曾在丝绸、棉布和粮食行业中大显身手。
明清时期，全国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在江南，江南苏州、松江、太仓等地所产优质棉花和棉布闻名海内外，号称“衣被天下”。经营棉布的，虽有山陕商人、闽粤商人、苏州当地的洞庭商人，但无疑以徽州商人实力最为突出。山陕、闽粤商人只是将江南绸布贩运到老家，而徽州商人和洞庭商人不仅以长江和运河两大交通干线为据点从事长途贩运，而且控制了棉布生产的起点棉布加工业。
在明代，棉布加工业散布在苏州、松江城镇，由徽商与洞庭商一起经营，到清前期，棉布加工业转移集中到苏州一地，开设棉布字号的主要是徽州棉布商，很多棉布字号主人出自徽州八大姓的程、汪、吴、李等家族。棉布字号商又主要是休宁商人。阊门外上塘是棉布字号集中地，明末，据说一度时间内阊门外的棉布字号都榜书金氏仰山公之名，大多数字号均由他家开设。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休宁人陈士策在苏州上津桥开设万孚布店字号，后来发展成万孚、京祥、惇裕、万森、广孚五家字号，字号招牌无形资产万余两白银。笔记所载著名的“益美”字号，先由汪氏开设，后改归程氏，最后复归汪氏，从明末至少开设到道光时期，富甲诸商，布匹遍行天下，200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
然而江南棉布畅销全世界、徽州布商一统天下的局面，星转斗移，到清前期湖北、华北等地棉业兴起，江南棉布市场开始收缩，进入近代，开埠后，洋布充斥，江南棉布市场遭受灭顶之灾，徽州棉布商人自然深受打击，势力大挫。
生丝和丝绸生产更以江南最为突出，明清时期用于出口的丝绸实际上主要产自江南，其销场不仅广及全国，而且伸展到东洋日本、东南亚各国，中亚及俄罗斯等地，西洋诸国及其拉美殖民地。丝与绸的最大买主，先是日本，所谓“最多者无若丝”，后来是西洋各国。
明后期，在朝廷禁止民间对外贸易的背景下，与日本的贸易被严厉禁止，即使是隆庆开海后仍然严禁对日贸易，民间只能以违禁的方式，从事走私贸易，时人称为“通番”、“贩番”。由于日本对中国丝、绸、书籍等商品的消费渴求，通番走私从来未曾断绝过，而且极为兴盛，杭州有谚语称“贩番贩到死方休”，可见其时走私兴盛之局面。
从事这种贸易的，最著名的就是徽州商人，人所熟知的“徽王”王直（又名汪直），实际上就是徽州海外丝绸贸易商人的代表人物。只是明后期兴盛的对日丝绸贸易，清康熙开海后仅维持了短短30来年，随着日本蚕桑丝织业的兴起，江南丝绸的日本市场迅速萎缩，徽州丝绸商人也逐渐退出这一领域。仍然兴盛的对西洋的丝绸贸易，随着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将四口通商收缩为广州一口，从事对外贸易的优势集中到了广东行商那里，徽州商人地利和政策两不相宜，自然逐渐湮灭无闻。
粮食也是徽州商人最早经营和擅长经营的拳头产品。徽州缺粮，明初即从周邻地区特别是从江西输入米粮，徽州商人利用家乡居于余粮区和缺粮区的中介地位，就与洞庭商人、江西商人一起大力经营粮食贸易。明后期江南苏州、松江等城镇的米店，徽商所开居多，每逢地方遏籴阻粜之事发生，被饥民捣毁的米店，大半都由徽商所开。
入清以后，江南已是常规性缺粮，米粮成为常年性大宗贸易商品，米粮来源也广及长江中上游，重点则转向湖广、四川地区，徽商经营米粮，就产地和销地而言，已无优势可言，所以只能与洞庭商人平分秋色。
清前期，随着沿海贸易的兴起，华北、东北的粮食由海道源源输入江南以及浙东等地，而宁波商人、江淮商人、乃至山东商人利用地利和熟悉航道等优势，大力从事沿海豆粮贸易，在此领域，徽州商人虽然也曾较早投资沙船运输业，但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开张沙船和近代火轮业，扬帆驰骋于海上的，龙头老大是宁波商人，徽州粮食商人可谓几无置足之地，只能是望洋兴叹。
无论“盐木典茶”，还是“丝棉粮食”，都是传统时代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宗行业，徽商在这些行业里长袖善舞，曾经把握甚至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超越诸多大大小小的地域商帮，独占鳌头，执掌牛耳，对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和人民生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地位特殊，无可替代。
因此，徽商可谓传统时代最为成功的商帮。
“贾而好儒”费资财
然而，19世纪中期前后，中华大地处于进入新时代的前夜，社会剧烈转型，而徽商没有像晋商那样，创出日后控制全国金融命脉的票号业;没有像广东商人、宁波商人甚至洞庭商人那样，从事中西交易桥梁作用的买办行业;没有像广东、福建商人那样，纷纷走出国门，闯荡世界;也没有像宁波商人那样，从事大规模的海上运输业和轮船运输业，以及其他诸多新式行业;更没有像无锡商人那样，从事近代纺织业、机器缫丝业和粮食加工业。他们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典当、茶叶、茶食、徽馆、药业和文房器用等行业中。
新行业风起云涌，徽商的步伐却逐渐放缓。在应运而生的银行业等现代金融业中，在近代交通业、近代书报业、近代轻工业、机械制造业、轮船运输业，乃至近代成衣业、粮食加工业、进出口业等方面，徽商的做法相对保守，眼界不够开阔，气局不够宏大，执著有余，而变通不足，是以守成多而创新少，拘于旧业而转营少。其整体能量和影响力，不仅远远落在长期与他们旗鼓相当的晋商下风，更被沿海的广东、宁波商人远远超过，无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向了衰落。
如此说来，徽州商帮的兴衰，既有地理的原因，也有行业的原因，还有时代变迁的原因，同时受到清廷内外政策的影响，受制于与官府和官员的关系，更有其自身的深层原因。
就商人的活动地域而言，长江中下游和运河一线，一向是商家必争之地。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根据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个沿海城市辟为通商口岸)，为宁波、广东商人的发展提供了极大机遇，而徽商却受地理和语言条件的限制，失去了一次良机。
咸丰初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1851~1864年)，受祸最烈的长江流域，既是徽商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也是徽商从事各种长途贩运的根据地，十几年的兵燹，将徽商的根基彻底摧毁，堵塞了徽商与华北大地的商业大通道——京杭大运河。而徽商又未能像洞庭商人那样，及时将经营重心转向日渐兴旺的通商都会上海，也未能像广东、宁波商人那样，到上海别开新局，却将原先遍布长沙、汉口、苏州等地的商务陆续收缩至家乡徽州。此消彼长，在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商业大舞台上，徽商地位自然相形见绌。
就商人的气质和特长而言，徽商是有文化的商帮，在各地大大小小的地域商帮中，堪称书卷气最浓。他们虽然高喊“良贾何负宏儒”(大意为“优秀的商人并不输于大学问家”，明朝中叶与张居正及王世贞同榜进士出身的徽州歙县人、文学家兼政府高官汪道昆语)，贾儒之间，迭相为用，贾而好儒，骨子里仍是左儒右贾，不惜代价，念兹在兹，以培养子弟科举成功走上仕途为终极目标。因此，徽商在诸多商帮中，也是仕宦性最强的一支商帮，培养传统知识分子和各级官僚最为成功。
徽商挟其文化素养较高的优势，为繁荣文化事业不断做出贡献，在书籍流布、戏剧表演、工艺欣赏诸方面大力投资，经之营之，这一点，在各地商帮中同样表现得最为突出。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徽商不惜动用重金，召集南京的“兴化部”和“华林部”两大戏班大会，“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让他们东西分列，同时演奏《鸣凤》剧，互相竞争，一分高下，并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到场观看。正是在徽商的扶持赞助下，江南名伶进京汇演，走向各地，唱响全国，形成“四方歌者必宗吴门”的盛况。
明朝后期，江南兴起收藏古董鉴赏书画的风气，以有无古玩为雅俗之分，而“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徽州别称)耳食”，推波助澜者其实就是徽商。徽商与江南士大夫一起，一次次将江南的书画市场炒作得红红火火，其热闹程度甚至波及到东瀛列岛。徽州商人及其子弟的收藏，也令业界同人刮目相看。此风气首开于歙县汪道昆兄弟、濮南吴氏、丛睦坊汪氏、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林程氏，所蓄多是海内名器。
据时人记载，“休、歙名族如程氏铜鼓斋、鲍氏安素轩、汪氏涵星研斋、程氏寻乐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书籍、法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赏鉴家所津津称道者”。百年之物，历久弥贵，徽商“鉴宝”之法眼，具有相当专业水准，决不是一般所谓“附庸风雅”。
可惜如斯作法与嗜好，却在精力上和资本上，大大影响和限制了徽商经营事业的继续扩张。
“红顶商人”终受累
就与各级政权和官员的关系而言，徽商也以扩大声势、联络人情，以至交结权贵、寻求政权庇护最负盛名，所谓“善行媚权势”是也，所谓“乌纱帽”是也。
在近代前期，商人要想成为佼佼者，要想控制甚至垄断某个行业的经营，通常必须与政治或权势建立紧密的联系，获得后者的支持和保障。徽商所经营主要行业，即“盐木典茶”与“丝棉粮食”等，既与各级政权最有关系，依附性和攀附性也就特别强。正是在扩大声势、求名以求利方面，徽州商人最舍得下工夫，人称“其气力足以设财役贫，其声势足以联枢藉要”。徽商自奉俭约，但用于应酬交际和纠纷诉讼却往往毫不吝惜。生活在明嘉靖、万历时期的汪道昆曾形容说，徽商“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招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座尽欢，夜以继日，世所谓芳华盛丽非不足也”。
徽商在经营活动中获得的利润，很大部分消耗在奢侈性消费和千方百计攀援政治势力的巨大花费上，仅两淮盐商报效和捐输给朝廷的银子就达3000多万两。平时穷烹饪，摆阔气，斗新奇，更不惜巨量资财。《歙西竹枝词》描写：“人家十户九为商，积累盈余返故乡。捐过功名娶过小，要开风气造华堂。”生动地描摹了徽商不惜巨资交结官府和所得资财转移回家的情形。以奢侈性消费以求取声名，做大做强生意，也是传统商人活动的一种基本方式。
在经商乃至一般社会活动中，徽商攀援权贵和官府势力的例子，比比皆是。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户部郎中李梦阳说，淮扬盐商富比王侯，以其厚资，“以蓄声乐伎妾珍物，援结诸豪贵，藉其阴庇”，说的就是徽商最喜交结豪贵，谋求庇护。今人所熟知的清朝后期“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更为典型了。
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以学问知名的宗室大臣盛昱曾经形象地论述徽州两淮盐商与官府官员的关系，谓：“乾隆盛时，扬州盐商供巡典、办年贡而外，名园巨第，络绎至于平山，歌童舞女、图画金石、衣服肴馔，日所费以钜万计。官以商之富也而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而豢之，在京之缙绅，往来之名士，无不结纳。甚至联姻阁臣，排抑言路，占取鼎甲，凡其力之能致此者皆以贿，皆取之国家之课与民之膏血”。
说徽商的贿银“皆取之国家之课与民之膏血”未免过甚，但不择手段交结各种有用势力，则是徽商较之其他商帮更为明显的特色，与官府官员紧密结合互相利用，则是徽商最为擅长的。
诚如安徽师范大学周晓光、李琳琦等徽学研究者所指出的，徽商之所以能成为明清时期执商界之牛耳的著名商帮，与其不遗余力地攀援政治势力有关。清朝后期，徽商所紧紧依附的大清王朝日暮途穷，气息奄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徽商也就日薄西山，日益凋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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