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经学大师戴震
乾嘉时期是清代朴学（考据学）的黄金时代，如果说，明末黄宗羲、顾炎武所倡导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研究方法，开清代朴学之先河的话，那末清戴震首倡的“读书须先识字”这一有清朴学家治学的纲领，则导致了这个时期传统训诂学的高度发达。无疑，戴震是这一时期清代朴学的中坚人物。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属屯溪市）人，著名思想家、学者。生于清雍正元（公元1723）。
戴震自幼聪颖，好学深思。凡读书“每一字必求其义”，先生则以《说文》授之。少时，他“精研注疏”，十七岁已通《十三经》。因家境贫寒，年十八，随父于江西南丰为布贩，设私垫于邵武，教生徒以自给。二十岁开始写出《赢旋车记》，二十一岁，返里，旋又赴南京族人时文大家戴瀚处学习。二十二岁他作《策算》一书，每二年，又著《六书论》。二十四岁撰成《考工记图》。戴震少有英才，极为时辈称许，同里程恂，淳安婺如，婺源江永莫不见赏。江永（字慎修），精三礼、步算、舆地、乐律、声韵。戴震慕其学问通博，从江永为师，于是学业大进。三十岁注《屈原赋》成。三十一岁又撰《诗补注》，三十二岁撰成《勾股割圜记》。戴震三十三岁，避诬离乡，辗转于北京，扬州等地。曾寄居京城徽州会馆，生活穷窘，衣食不周，然而他意气不沉，读书不已。因其学问高深，诸士子、名流皆慕名而访，“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①”，于是戴震“声重京师”，名遍四方。戴震虽博学多才，但科场不顺，年二十九方补县学生，四十岁（乾隆二十七年）中试举人，其后六次会试皆不第，故晚入仕途。
戴震于三十岁、三十四岁，先后受聘于歙县汪梧凤、高邮王定国家，为其子授课；曾两次主讲浙东京华书院，还帮助达官贵人著书：曾助秦蕙田纂《五礼通考》；为扬州转运史卢见曾校刻《大戴礼》；四十六岁，应浙江巡抚、直隶总督方观承之聘，修《直隶河渠书》，又应汾州太守孙和相之聘，修《汾州府志》。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戴震以举人特召为四库全书馆纂修，时年五十一岁，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戴震在馆期间，主篡历算，地理，成就卓然。
一
戴震一生专心向学，交游甚广，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他与程瑶田、金榜、汪肇龙、汪梧凤等同为江永弟子，师友间形成浓厚的讲习风气。歙县汪梧凤家有“不疏园”，其藏书丰富，戴震曾与师友育习其中，学而不倦。戴震与挚友金榜共同研究《三礼》，以郑玄为宗。而讨论《周官》、《司马法》，凡金榜见解独到之地，戴震无不称善。他能及时发现别人的长处，自称做文章的逻辑性比不上程瑶田周密，而对程氏倍加赞赏，其谦逊向学可见一斑。不仅如此，他与当时著名的经学家惠栋、纪昀、王昶、朱筠、段玉裁、王念孙、校勘学家卢文弨，史学家钱大昕、王鸣盛、及喜于学术的达官贵人秦蕙田、方观承等，交往非常密切。他们相互研讨，切磋学术，以求精进。
戴震潜心著述，精神更为感人，他著《础原赋注》时为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是年，休宁大旱，戴震“家中乏食”，而他却“处困而亨”，杜门成《屈原赋注》十二卷。时年三十岁。戴震五十五岁写完《孟子义疏证》的定本，据段玉裁说，“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曾听得戴震自说，‘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即《孟子字义疏证》的初稿②。”此稿至戴震完成定本，历时十余载，可见其书问世之不易，尤其令人钦佩的是，戴震病中还撰《声类表》，又点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他高度评价段《表》“辨别五支六脂七之，如清、零点、蒸三韵之不相通，能发唐以来讲韵者所未发”，以奖掖后进。这种锲而不舍，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为京师学人感动。值得提及的是，戴震治学着眼学以致用。他研究地理，不仅从文献考证，而且亲绘地图，以详明其义；他据数学原理发明自转水车，以利农民汲水灌田，至今徽州乡间仍能见，他揣摩构思，自制浑天仪，以研究天算之用，是其证。
戴震的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对于哲学、天文、数学、历史、地理均有很深的造诣，又精通古音，创古音九类二十五部学说。龙精于名物、训诂对经学、语言学都有重要贡献。其著述主要有：《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方言疏证》十三卷、《考工记图》三卷、《迎日推策记》一卷、《续天文略》二卷、《历问》一卷、（有目无书）、《古历考》二卷（有目无书）、《策算》一卷、《勾股割圜记》三卷、《水地记》一卷，《文集》十卷等。山东曲阜孔继涵编刻《戴氏遗书》收入《微波榭丛书》。而戴震文集微波榭本刊行后，其学生段玉裁于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又刻经韵楼《戴东原集》本，定为十二卷。戴震著作问世，除乾隆朝奉旨刊行，孔氏微波榭、段氏经韵楼丛刊外，尚有戴震遗文杂著。晚年未完稿本，戴震殁后，至道光中叶，由弟子及族人解囊资助，刻镂问世③。
戴震能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有重大影响，是与他的学术成就分不开的。清史学家章学诚就戴震的哲学造诣曾指出：“（戴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从而使“后学向慕”④，在评价他的汉学地位时，清江藩说：“三惠（惠周惕、惠士奇、惠栋）之学兴于吴，江永、戴震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⑤。”清江中说：“（汉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⑥。”清代学者阮元称赞他的算学，“盖自有戴氏，天下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然则戴氏之功，又岂在宣城（梅文鼎）下哉⑦。”训诂大家段玉裁在评他修《汾州府志》认为，“其书自详核，自古地志所未有。”清卢文弨为《屈原赋注》作《序》说，“（《屈原赋注》）指博而辞约，义创而理确。”清史地学家杨守敬评戴校《水经注》叹为“确凿不易”、“旷若发蒙⑧”，近代经学权威王国维曾评价他所发现的“音声相配”的对应规律，为明以来古韵三大发明之一⑨。这些大家、学者的高度评价，把戴震成就之巨大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二
戴震是乾嘉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以他为首的皖派学者，继承了汉古文经学的优良传统，“主实证，不空谈”，注重古籍的整理和语言文字的研究。这一考据风气所致，除去清廷“两手政策”影响之外，还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学术上的原因。戴震尝为布商，了解民生疾苦，而宋儒去欲存理之悖谬，清廷轻商思想之刺激，不能不引起他极大的愤懑。戴震曾说：“六书废弃，经学荒谬，二千年以至今。”认为专究性命之理的宋学，玄谈空疏，毫元用处，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经学的正统。他主张“以训诂之学，为读书明道之途径。”以“天文、舆地、训诂诸大端为治经之本⑩。”事实证明，这一“求实”的明道观点，在他的学术实践中得到强烈的反响。
哲学方面，他继承了张载、王夫之的唯物主义传统，坚决反对程朱理学、肯定世界是“气”的变化过程，“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他作《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以揭示“天人之道、经之大训”的哲学本质。《孟子字义疏证》为戴震晚年之作，此书借训诂之形式，以“理”字为据，疏证孟子学说来阐明“理存于欲”的唯物主义观点，并就“植物”、“动物”等生长、生存之道理，以此佐证，提出“无欲无为，又焉有理”的新论。他认为，为政者要“循民之情、遂民之欲”，不能离开民生而空谈“理”。这就有力抨击了宋儒“理存于先”的唯心主义观点。表现出他的唯物思想。
除哲学方面外，戴震"训诂明道的思想，在其它学术领域内，有卓越的表现。如天文上“璇玑玉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以运转者”。汉以后失传，于是他则精研细考，“常掩卷不能卒业。”终因文而“得其制度，写于《原象》第四章。”戴震为地理学家，详审山川、地理、颇有创见。主篡乾隆《汾州府志》，主张“以水辨山之脉络”，“以山川为主则求其郡县”。他校释《水经注》四十卷，简赅独到，为后世推奖。如此等等，都说明戴震以训诂途径来阐明古书大义，实事求是，博而返约。而就其一生治学来看，凡儒家经典，诸子作品，“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对古代传下来的一些经史古籍，做了大量的整理，注疏工作，写下许多考证著作。如《毛郑诗考证》四卷、《郑氏诗谱》一卷、《仪礼考证》一卷、《诗经补注》二卷、《大学补注》、《中庸补注》各一卷、《尔雅文字考》一卷等，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宝贵的古代汉语的训诂资料。诚然。这种微观的语言研究是“殚精竭力、历尽艰辛”的。
三
以声音训诂为武器是戴震考据学的特点。“达辞必先识字”这一质朴的观点融贯在他的学术思想中。戴震所明确的“识字”是主张要突破汉字形体的束缚，借助于字音去训释词义。正如他所说：“训诂声音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横从，宜辨所见。”即“字义寓于声”之观点。显然，这是他能够超越前人的地方。他还说：“故训声音，相为表里。”诗论笃实精当。他训释词义，力求文字与语音之间的关系，凡古今异言，方俗殊语，莫不为他关注。他尤其重视两汉时期训诂典籍《尔雅》、《方言》、《说文》、《释名》中有关音训成果，并将古人的经验、方法、糅合于注疏古籍的实践中去。如《离骚》“忍尤而攘诟”。戴注：“攘读为让，”“读为”，“就其音易其字释义”，又“反信谗而齑怒”，戴从《文选》本作“齐”注：“齐，读如天之方忄齐之忄齐。”“读如”。“比拟其间以释义”，诸如此类。戴震明察古音，且能证以古代文献，因声救义，以今语释古语，这无疑是他注疏古书的主要方法。无庸否认，这种“识字”观点，一扫乾嘉以前那种就字形辨字义，缘词生训的训诂积弊，说明了古籍中前人所未能解决的一些文字通假问题。这给后世的音韵文字学家以重大的启迪。如清段玉裁主张“声也有义”之观点，联系音韵和训诂著《说文注》；王念孙《广雅疏证》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融类，不限形体。”在汉杨雄、晋郭璞训诂的基础上，继承、发展了戴震的语转学说；王引之著《经义述闻》强调“考之文义，参之古音。”不难看出，段氏、二王，他们都从不同程度继承、发展了戴震的“音义”学说，为训诂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戴震研究经史古籍主要是通过古书章句的训释、名物制度的考证来探求微旨大义的，从他为古书所作的一些注疏文字来看，无论是释义还是叙事，都比较简明、精核、允当。以训《屈赋》为例，《天问》：“冯翼惟象。”戴注：“冯，满也。翼之言盛也，谓气化充满盛作。”“冯翼”二字考，点明天地初生之前，朦胧之气，充满宇宙。字顺意达，要言不烦：《九章·怀沙》：“凤凰在兮，鸡鹜翔舞。”戴注：“方言，笼，南楚江沔之间谓之，或谓之。”以方言俗语考证“”字古义为“竹笼”，了然易懂；《九歌·湘夫人》：“建芳馨兮庑门”。戴注：“檐所覆谓之庑。”这是考证名物，即指檐宇谓之《九歌》的庑。（《释名》：“大屋曰庑。”即檐宇。）训词简明允当。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除上述外，戴震在注意，校勘，乃至串讲文意，发明条例等方面都显示“指博而辞约，义创而理确。”的特点。这不能不得厚于戴震治学的严谨，知识的渊博。戴震通晓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学问，正如他自己所强调的“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乎其词⒇。”品其学识，可谓“包罗旁博于汉魏唐宋诸家”。而如此深厚的文化修养，使得他在考据上能旁征博引，左右逢源，为学上的谨严则又表现于考据上的精确。
戴震“凡治一学，立一说，必参互考辨，曲证旁通。”他考证经史古籍，重视前人和时人的的成就，但不苟同。每注音、训字、释词、疏义，则汇集诸家言，推其故，明其究，稽其同异，以申明己见。或“知其是然之，知其非辨之”；或补其不备，发明前训；或不强新解，存而不论，等等。而去取之间，谨慎公允。还以《屈赋》为例，略举一、二，管中窥豹，以见一斑。
“知其是然之，知其非辨之”。戴震于前人成说，凡合理者，则加以采用。如训《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中的“三后”就承王船山之“先王说”，而不取王逸“禹、汤、文王”说，以为“三后”为熊绎、若敖、蚡冒。另如《离骚》“夏康娱”，戴震亦基本就明汪瑷（歙县人）《楚辞集解》中的逸豫说，而加以申发，举例证以“康娱”为连文而不应释为“夏太康”。至于文义的阐发，章、段的寻绎，也都能注意吸收前人成果。如《离骚》，“求女”之意，戴震从王逸“贤臣”说“女媭”之言的起讫，从宋钱杲之《离骚集传》说。对于旧说中与己意相背之处，则又能多所驳正。如《离骚》：“恐皇舆之败绩”，“败绩”，洪兴祖《楚辞补注》训为"大崩"，而戴震则以"车覆"谓之"败绩"，不取洪氏说，并特引《礼记·檀弓篇》、《春秋传》有关记载证成己说"可见戴震考证缜密、扎实。
补其不备，发明前训。戴震在融会贯通旧说的同时，有时对前人注释中不详之处，加以补充，阐明这一说法，使之完美。如《九歌·湘君》："薜荔柏兮蕙绸缎"，王逸释柏为搏辟，而此词欠明晰，不易为人接受。于是戴震引刘成国《释名》解"搏壁"谓"以席搏著壁也。"以增益王说之不足。戴震不仅对旧说进行梳理，而且在广徵博引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见：如释《九歌·东君》："举长矢兮射天狼。"中的"天狼"一词，戴震徵引了《史记·天官书》记载："秦之疆也，上呈狼弧，"的文字，藉以说明天狼星在秦的疆域之内，然后指出，"此章有报秦之心，故举秦分野之星言之"。而更多的地方戴震是直接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如《离骚》解题，注家多从王逸"别愁"说，而戴震则以"一声之转"训"离骚"为"牢骚"。可谓开耳目之明，确为灼见。他释《九歌·东皇太一》，认为"以太一为神名，殆起于周末；而"祠在楚东，故云东皇。"这都是一些新颖的见解，戴震自立新说，极为审慎，凡"未能考实者"，则冠以"殆"、"盖"、"疑"、"未闻"等推测存疑的字眼，以此可以看出他认真探求学问的精神。
不强新解，存而不论。戴震诠释词义，对某些争论较大，而各自有理的说法，则只列诸家之言，不作案语。或两说并存，如《九章·悲回凤》"草苴比而不芳"句，戴震训"苴"字，就存《毛诗》、《郑笺》所云，说明"苴"有"浮草"和"枯草"之义。或多说并存，如用史料阐明屈原作品写作时地，就徵引《说文》，杜元凯注《左氏春秋》、《水经注·江水篇》、《汉志》等书有关记载来考证《九章·哀郢》中"郢都"之由来，而不申以己见。可知戴震态度之谨慎公允。
一言以蔽之，戴震稽古而不笃执古训，讲求科学的方法，“先立科条，以审思明辨为归。”“实事求是，不主一家”这就是皖派在汉学上，既与吴派“同以宗汉反宋”，又别于吴派“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精核”特色。
五
随着清代仆学的兴起，校勘已成为与训诂学密切相关的一门学问。而作为一代校勘名家，戴震于古籍的校勘、辑佚辨伪诸方面，成果斐然。
校勘方面，戴震由于有着深厚的古文字、古音韵方面的素养，对于古籍中出现的伪、讹、衍、脱之规律，能掌握自如。他校勘古书，重视前人的成果，分析古注，考订是非，择善而从。而细致严谨的作风则表现于校勘的始末。校勘方法上，凡乾嘉学者所有的内证、外证、理校诸法，他都能使用，尤其时是内证法，常为戴震运用。如《离骚》有"不抚壮而弃秽兮"句，戴震认为"俗本作'不抚壮'"，并引《文选》五臣注为据，指出"此汉唐相传旧本无'不'字之证。"继而申发，"此字为后人所加"，以致于误解句意，"故改古书以就其谬。"戴震著书、行文用字，能严守体例。以《屈原赋注》而言，他能据各种版本，合以诸书所引，比勘文字异同，定其得失。如《天问》"焉有虬龙"句，初本作"龙虬"、刻本改为"虬龙"。"环理天下"，初本从江永说环里，而刻本则仍从旧文。至于训语，刻本则简约允当，"但申己见"而一扫初本"直斥旧注"之弊，等等。体例之严，得力校勘。
戴震校勘不仅从简入手，而且擅于就本书前后互证，以断其中谬误。致于以外证之法、补脱文，订讹误，也为戴震应手。他疏证西汉扬雄《方言》，能旁搜有关《方言》之群籍，参以诸家意见，"改正讹字281，补脱字27，删衍字17。"可见他研究方法细致、详密。而遇颠倒紊乱之书，他或据音韵、文字、语法等特点去分析行文规律；或仔细研究该书著述体例，以正本清源，他校郦道元的《水经注》，能推知、捉摸此书叙事、用字的文例，以简驭繁，从混浠的经、注条文中、寻觅其内在联系，以探明区别《经》、《注》三条公例（如云：凡水道所经，《经》例云过，《注》则云径·）校正了旧本。其实，此法是融内证、外证为一体的理校法。由此可见戴震的通识才能。
另外，戴震还做了很多辑佚工作。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清政府始修倾动当世的《四库全书》。戴震入四库全书馆后，"晨夕披检，无间寒暑"，与朱筠、王念孙、姚鼐，邵晋涵、周永年等，分工校阅、钩玄于经史古籍之中，"择其中若干部，分别缮写，以备著录。"由于他孳孳稽考，矜慎不苟，又掌握了一些科学方法，故他核阅文字篇章，至为精审，多能可靠。戴震在馆除校成《水经注》外，还辑录校勘了《十部算经》。如从类书《永乐大典》中辑出《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夏候阳》等算经，正伪补脱，勘定成卷。乾隆题诗卷首，命以武英殿聚珍版刊行。《算经》集我国汉唐算术之大成，北宋始刻，靖康兵燹，版毁书亡。而戴震为之勤加搜佚，校以参证，使《算经》复而流传，以至日本而闻名于世。这对我国古代数学的发展贡献很大。可以说，考据算术经典，戴震是兢兢业业，不遗余力。如《四元玉钅监 》为中国算术最精之术（元朱世杰著）对于此书解题所用的天元法，戴震则留心典籍，深契其术。他在《测园海镜》提要中说："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中，厥后《搜四草》及《四元玉钅监》等书，皆屡见之。"足证他搜校功力精深。在考辨伪书方面，戴震也做了不少工作。如他曾考证《汉书·艺文志》里《小尔雅》一篇为后纂辑而成，非训诂书《小尔雅》的旧本。应该看到，戴震这种不惮辛苦，沉稳校勘、搜佚的求灾精神，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家境的影响分不开的。徽商吃苦耐劳的品质在他身上时而见到，尤其是受商人"分析毫末、较为锱铢"的技术熏陶，因此，表现在他的训诂学上能具有精核的实证性。
总言之，戴震是一位知识广博，集音韵、文字、名物、训诂、校勘、考据于一身的经学大师。他研究学问主张以文字为基点，"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其学说贯穿群经，既"无汉儒拘泥师说之弊"，又"无宋人空谈玄理之讥"；既继承了汉唐仆学的的求实传统，又以"科学的方法，由经学向科学追求"，把朴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奠定了乾嘉皖派汉学的权威地位。然而，也由于"时代性所限"，戴震受"经学的牵制，科学的天才未能得发展"，或"偏重故实而流于烦琐考证"，如他为了考《尧典》中《光被四表》的光字，竞费时几乎十年，正如梁启超说，这种工作"最少有一半是白费"；或因"不尚空谈"而"造成对作品思想内容涉及太少。"如他的《屈原赋注》是例证。不过，就戴震的成就来说，是瑕不掩瑜的。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戴震拟归田南旋，不料因足疾误医，是年5月27日病逝于北京，终年五十四岁，后归葬屯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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