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世报》渗透皖南腹地记实
《益世报》是中国的罗马公教（天主教）教会出版的报纸。1915年10月创刊于天津，在北方发行颇久。抗战胜利后，在南京也出版了一份对开的《益世报》。它是当年的中国红衣主教于斌的喉舌。
从1947年起，南京《益世报》突破教徒订户范围，向京、沪、杭沿线及江北、皖南等地扩大发行。重新调整版面，《益世报》第一版不再登载宗教要闻，改登国内大事，采用国民党官方的中央通讯社电稿；第二版登载国际报道，采用美国合众社、英国路透社……等电稿；第三版以三分之一篇幅为宗教动态，三分之二篇幅用于各地特约记者的通讯报道；第四版是文艺副刊和宗教理论期刊等。该报为了决心与上海《文汇报》、《大公报》、《申报》……进行角逐，争夺读者，在地方通讯版方面，经常从各地特约记者来稿中选登些国民党狗咬狗的黑暗面报道，如休宁县二千包军粮失踪案，祁门“国大代表”陈永言流亡屯浦等等，以争取小市民、店员等订阅。有时也登载些低级趣味的“秘史”，以迎合商贾政客的需要。于是，销路从此打开。
抗战胜利后，屯溪除当地出版的《徽州日报》、《复兴日报》、《大道报》以外，还有杭州的《东南日报》、《西湖日报》，上海《文汇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这些报纸都拥有广大的订户。南京《益世报》也企图从中分脔，却苦无捷径。几经酝酿，由于斌的秘书牛若望致函屯溪天主堂监牧主教扶植义（西班牙人），嘱其打开《益世报》在皖南的销路。结果由扶植义物色了曾经在修道院读书的本地教徒吴景林在徽州推销该报。
1948年1月，扶植义给吴写了介绍信，推荐给牛若望，又给了三百万元关金券作为去南京的路费。吴考虑到吃新闻饭是初次，天寒岁暮独自出门又欠安全。而这时，我正在寒假期中，他便邀我同行，当时物价飞涨，一人路费二人用，显得相当拮据。吴景林就凭着会讲拉丁语的方便，逢到宿夜的地方便找到当地天主堂神父扯谈，以求借宿。
除夕下午我们抵达南京，即到石鼓路天主堂找牛若望。牛当日正在忙着筹备春节团拜事宜，看了介绍信，便将我俩人安置在修道院宿舍住下。第二日团拜结束后，牛略问了屯溪新闻情况后，就写了介绍信，叫我们到《益世报》社去找经理吴大业面谈。中午在报社里找到了吴经理，他一见是于斌秘书的介绍信，破例在节日中与我们商谈了在皖南推销《益世报》的事宜，谈得很顺利，连推销报纸七折回扣等细节都明确了。商谈结束，吴景林被聘为南京《益世报》屯溪办事处主任，我被聘为该报的特色记者。并言明以上职务的工资报社不负担，由推销报纸回扣中自收自用。
1948年2月我们回屯溪后，由于没有经费，便借了裕通商行的一个房间作为办事处地址，大门上挂了“南京益世报屯溪办事处”招牌后，便着手推销报纸。这个工作相当困难，学校和公教人员都很苦，报纸是需要看，但收不齐报费，商店和殷实居民，每家由党、政、军各界压销的报纸，大小多到二三十份，谁还耐烦再订报纸。由于我们从奔波推销益世报中，摸出了官僚、党棍、政客、劣绅的反动共性和各自的个性，从中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进行各个突破，使人们知道，在战火纷飞的苦难日子，还有这样一份天主教会报纸。
我们专拣“上层建筑”突破。吴景林印了“南京益世报特派员（私自加的）兼屯溪办事处主任”名片，我作为随员记者，两人挟了皮饴，昂首闯入布有双枪门岗的七区专员公署的衙门，走访专员宋振榘。我们递进名片不到十五分钟，由秘书秦镜舫出来接我们到宋的办公室。宋振榘一见吴景林披着一件扶植义送他的美国呢大衣（战后救济总署援助物资），戴着阔边眼镜，不敢怠慢。又见身后我这样一位年轻随员，接着就开始殷勤接待，叫勤务员沏茶、点火，忙个不停。话一谈开，吴景林便抬出了于斌的大招牌，随后又添油加醋地扯了四大家族中的宋子文是如何如何敬仰父子于总主教。这一招竟谈到了宋振榘心里去了，他乐着讲，宋子文是他的远房本家，以后到南京时还要请于总主教多提携。一阵天花乱坠之后，宋振榘高兴得叫秦镜肪给下属中有关单位开协助订阅《益世报》的信函。
第二日，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到休宁县找县长覃森协助推销《益世报》。谁料这位桂系新兴的县太爷和宋振榘走的不是一条官道。他不买宋的帐，略谈片刻，他竟傲慢地陪着小老婆杨少美去了，让我们坐冷板凳。然而无巧不成书，我们到休宁县参议会去，推销报纸时，议长不接见，由汪贯之出面给我们讲了一串困难，但我们却得到意外收获，从汪参议员的闲谈中得悉休宁田粮处二千包军粮被盗卖了，县政府的一些科室得了大头。我们回来一商议，马上写了一则《休宁县二千包军粮失踪案》的通讯稿，寄给《益世报》编辑部。另外，又将此稿以吴景林干姨夫办的警光通讯社名义，将原稿发给屯溪当地出版的《徽州日报》发表。此稿两地见报后，覃森给吓毛了，深恐休宁团管区贩卖壮丁，休宁自卫队吃空缺等丑闻在首都一再见报，前程不利，何况李品仙又下野了。不到半个月，便嘱咐教育局长黄翔文出面转弯谎称：覃森当天身体不好，急着由姨太太陪着去看病……。
当我们再到休宁县政府去时，他满面春风地接待我们。覃又对于斌进行了一阵风马牛不相及的吹捧，并亲自为县府各科室订阅《益世报》十五份，报费一交就是一年。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参议长戴瑞、商会理事长涂涂山嘱其尽量为《益世报》多推销些。
下午我们再到参议会时，戴瑞亲自出马接见，他除了与吴景林亲热握手外，一见到我的头衔名片“戴笃行”时，竟扯起“老宗台”来了。还发请柬，邀请我们列席正在举行的乡镇参议员例会。会后，许多参议员都为自己所在地的乡公所和学校订阅了《益世报》。当然，报费是不要我们再操心了，由他们先掏腰包给垫付清楚。吴景林和商会理事长涂涂山一见面，始知涂也是天主教徒，吴就不客气地拖着涂到县银行，稽征处和百货、纱布等二十多个同业公会推销了四十多份报纸，为时不到三天，这次我们却满载而归，一共推销了一百一十多份南京《益世报》。
在屯溪推销《益世报》时，因我俩都是屯溪人，多报道了些当地报纸有碍登载的稿件，有许多人看见该报登载的当地通讯稿颇多，改变了开始时推却订阅的困难局面。其中尤其是屯溪镇商会正在酝酿选举理事长，原理事长李承舜企图禅联，在野的纱布同业公会的章鉴钦誓欲击败对手，故此双方都向我们讨好，争取为各方造舆论。李、章两派都极力为我们推销《益世报》，订阅数字突破三百多份。
歙县是凭了专署介绍信，找了国民党县党部副书记毕兆龙，毕又给我们介绍到各单位及各同业公会，推销了一百多份。祁门和绩溪吴景林独自去了两次，一共推销了一百多份报纸。
经过我俩近十个月的奔波，这份中国红衣总主教于斌的喉舌——南京《益世报》虽然渗透到皖南腹地，但好景不长。此时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已胜利结束，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随即淮海战役捷报频传，江南濒临解放，南京《益世报》社也随着于斌开始逃亡，“南京益世报屯溪办事处”招牌到1949年初，也不砸自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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