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屯溪四状元别传
清代科举考试，进士科共举行112科，其中，每三年一次称为正科，计88次；遇有皇室庆典称为恩科，计24次，每次一甲第一名称为状元。顺治9年和12年搞了两次满汉分榜，出了2名满族状元，共计出状元114人。（三次临时制科，仅分一、二等，不称状元）。在114名状元中，徽州籍有18人，其中，休宁13人，歙县5人。原属休宁东乡一带，今属屯溪辖境有4人。有关休宁县状元，可参阅新版《休宁县志》卷二十四的记载。必须说明的是：县志中少了一名道光13年癸已科状元汪呜相，祖籍休宁，先世迁居江西彭泽县黄龙版，这位状元虽在彭泽蔚为世族，仍不忘祖籍在休宁的列祖列宗，编有《新安汪氏宗祠通谱》四卷。县志失记的原因，据笔者考析，清代最后一次编篡《休宁县志》成书于道光3年，汪鸣相中魁在道光13年，在编新版《休宁县志》时，自然无旧志可循。
“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人的流动性在全国是罕见的，美国学者基恩·海泽顿写过一篇题为《明清徽州社会的大家族与社会的流动性》一文中说过：“宋至清初歙、休两县978个进士中，有304个落籍他省、县”。（载《安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一期）清代休宁13名状元中，就有11名流动在外省、县，今属屯溪辖地的4名状元，也都是由寄籍地以举人资格中魁。譬如：屯溪闵口下毕人毕源，寄籍江苏镇洋县，《清史稿》记载其籍贯为“江南镇洋人”。但在清人笔记著作以及现代地方志史研究者，如严济棠、方利山、严良骏诸先生在文章中往往按祖籍，说他是“屯溪闵口人”。《辞海》“籍贯”一词的铨释，本来就是指“一人的出生或祖居地”。然而偏有人以《清史稿》为根据，不许将“祖贯”说成“籍贯”，由此，“十七在天下”的徽州人，不是徽州人，屯溪的四名状元，也不能说他们是屯溪人。如此，岂不遏杀了地方志史的研究？
清人笔记著作中，也有一些屯溪四状元的记载，其中包括他们的迁徒、中魁、性格、风度等生动活泼的内容，可以弥补受体例限制之正传的不足。其写作多为纪实，并非虚构，（间有讹误，亦在所难免）。从中亦可考察、探索徽州地域性的特征，如徽州人的特性、流动性、贾而好儒、科场取胜的某种因素。为此，笔者仅摘取其中一些内容，汇总整理成篇，名为“别传”，供有志于地方志史爱好者的参考，古为今用，使历史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同时也是旅游城的一大人文景观。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科壮元汪应铨
汪应铨（1685？—1745？）字杜林。休宁梅林人（今属屯溪区）祖父时迁江苏常熟。梅林地处新安江上源，横江之滨，距今屯溪中心区不过十华里，村民多汪姓，明末清初战乱频仍，连年荒旱，斗米价高至六钱。应铨的祖父，携家属外迁，辗转至江苏常熟，遂入常熟籍。与此同时，还有一位休宁西门人，名叫汪绎，其父也是由祖居地休宁迁至常熟，成为康熙39年庚辰科常熟籍状元，清代常熟共出6名状元，其中就有2人祖籍在休宁，而且性格也很相近。
应铨的父亲不但是个读书人，而且学问渊博，著作颇丰，应铨幼时就跟着父亲读了不少书，所以入私塾读书时，塾师没有授过的课，他都能背，人称其“幼时英敏”。启蒙教育已不能满足他的求学欲望。稍长时，就跟着当时名儒陈董策、曾倬游学四方。
康熙57年戊戌科殿试，应铨被钦点第一甲第一名，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六品）。康熙帝很欣赏应铨的文才，不久就被选拔入直南书房行走。南书房在乾清宫内，是康熙帝读书处，在未设军机处之前（雍正十年始设军机处）这时也是发布重要政令的地方。“行走”就是满语当差的意思，地位高的大臣，就称“大臣上行走”。这个差事，就是秉承皇帝意旨，参予政务，起草诏书。康熙帝虽是满族人，但酷好汉族文学，翰林官俗称“词臣”，还得备皇帝的文学方面的咨询。康熙帝还是一位精励图治的君主，应铨将其父所著《续经世说》等书进呈御览，很得康熙帝的赞赏，不久，（康熙60年）就将应铨转为詹事府赞善，赞善虽与修撰同属六品，但这是一个备升迁的阶梯，经过大考（亦称詹翰考），如成绩一等（分为四等）就能予以特别提拔。同年，又被选为会试同考官房首。本来升迁是指日可待的，可是由于他性格刚直，敢于直言，得罪了当权者，只当了三年多闲职京官，就被免职回乡。当权者是谁？记载中没有说，若非来头很大的人是扳不倒这位“天子门生”的。《清诗别裁集》关于作者汪应铨的简介中说“殿撰才华发露，与时龃龉”。说的就是这件事。
应铨对罢官一事毫不在意，他生性淡泊仕途，钟性山水，率性乘此机会到湖楚、南京一带旅游去了。《清诗别裁集》有一篇他写的《题读书楼》长诗，前段说：“人生何谓富，山水绕吾庐。人生何谓贵，闭户读我书。君构读书楼，楼与山水俱。藏书数千卷，任君畋且渔。山水契动静，读书友轩虞。眺望连远近，梦寐俱恬愉。此身置太古，此心游太虚！……”。从诗中也可以看到他的潇洒人生。
这位才华发露的前科状元，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官员的热情接待，聘请他主持编写《湖广通志》、《江南通志》。后来，在旧游之地南京，接受聘请主讲于钟山书院达十余年，
应铨工小楷，书法圆劲秀逸，今江苏苏州市博物馆收藏有他写的一把扇子。
应铨的著作有《闲绿斋书稿》、《容安斋诗集》。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状元毕源
毕源（1730—1797）字湘蘅，号秋帆，灵岩山人。原籍在休宁闵口（今属屯溪区枧忠下毕村）下毕地处新安江上游率水之滨，从屯溪中心城区沿率水北岸上行，仅有几里路程，这里包括上毕村在内，都是毕姓聚族而居的村庄。
清初下毕村有一位名叫毕祖泰老先生，是毕源的曾祖父（见《清碑传合集》）始迁江苏太仓，雍正二年，太仓分出镇洋县（1912年又并入太仓县，今江苏苏州市太仓县）遂籍镇洋。
毕源家中殷富，据方利山先生写的《戴震与毕源》一文中说，戴震曾给毕源写过《送右庶之子毕君赴巩秦阶道序》，可见其父曾做过詹事府右庶子（正五品）。因此，有说毕源的父亲未入仕，显然是错误的。（笔者注：或是“左庶子”误为“右庶之子”，亦未可知。待考。）毕源幼年时，父亲即已亡故，所以说他“年少而孤”。其母张太夫人也是书香门第出身，工诗，著有《培远堂集》。毕源5岁时，其母即口授《诗经》、《离骚》等书，10岁懂声韵，15岁能写诗，24岁中举，28岁以举人授内阁中书并充军机处章京（举人出身，按从七品），“章京”是满语的译音，其职务和“中书”差不多，专习撰拟、记载、翻译、编写等工作。这项差事也有以进士出身充任的，其地位远比举人出身者高，升迁也较快。因此，没有取得进士资格，虽已当了官，也不甘心，到会试时，都要申报参考，如徽州的吴锡龄，金榜、戴衢亨等，都是先当中书、章京，后参加会试，不但中了进士，还都成为头名状元。
乾隆25年庚辰科会试，毕源也参加了应试，清人笔记中记述毕源在应试中的一段经历，颇有风趣，说的是毕源忠厚得福。
清代会试在春季举行，称为“春围”，三场考试完毕，经过阅卷，规定4月15日放榜，就在放榜前一天晚上，本来该临到诸重光（也是军机章京）在军机处值班，因为诸也参加了应试，急于想打听揭晓的消息，就要求毕源代值夜班，毕为人厚道，一向随和，也就应允了。傍晚毕源值班时，接到一本陕甘总督黄廷桂奏折，内容是新疆搞屯田之事，毕源夜坐无事，为了消磨时间，拿着奏折披阅，觉得很有意思，遂多看了几遍，他记性很好，奏折中的论点已是烂熟于心中。当时新疆初定，乾隆帝本想在那里搞屯田，于是殿试“策问”，他就出了一道《论屯田策》的命题，一般士子娴熟四书五经，在会试中只要按八股文规定格式代圣人立言，也就可以轻易过关了，可殿试出的是“策问题”，必须联系实际，写出实质性的问题答卷，策问题也有格式，开首往往用“臣对：”或“臣闻：”之类的用词，引经据典，再往后就要写屯田之事了，一般士子是难以下笔的，可毕源因心中有底，走笔龙蛇，写得非常详实得体，很得读卷官（一般由八、九名进士出身的大学士、部院大臣担任）的赞赏，划“O”的特多，（五种符号，“O”是最优的。）由于贡士们多擅长书法，毕源稍差，初拟名次，仅排在第四，然后将前十本卷子，上呈钦点，乾隆帝对毕源的答策，大加赞赏，由第四特拔第一，31岁的毕源，钦点状元，他在军机处的那位同事诸重光，被点为榜眼。引见时，乾隆见他仪表修伟，气宇轩昂，十分欢喜，对他也就格外垂爱，从此，在仕途上一帆风顺。
毕源，乾隆30年升为待读（正六品），31岁升左庶子（正五品），都属闲职京官。
乾隆32年，乾隆帝亲耕籍田，驾临观稼台，（当然这也是做做样子）御笔写诗让随从大臣唱和，毕源挥笔立就，乾隆帝看后连连称好，当年冬天，乾隆帝特地召见他说，朕特授你为甘肃巩秦阶道（正四品），希卿不负朕望。
毕源赴任之前，特地到老同乡、著名学者戴震处辞行，当戴震得知毕源将赴边垂远地就任道台，深幸陇右得人，非常高兴，欣然命笔写下了《送右庶之子毕君赴巩秦阶道序》为其送行。
毕源，乾隆35年擢陕西按察使（正三品）36年改迁陕西布政使（从二品），38年授陕西巡抚（从二品），50年任河南巡抚，51年升湖广总督（正二品）嗣后，两次迁湖北、山东巡抚，两次复任湖广总督。前后当官达31年，其中任督、抚之职就有22年，是清代任封疆大吏时间最长的一个人。
毕源当官，主识大体，为民勤政，颇有政绩：
在陕西：查屯田、放赈款、疏竣渠，全活甚众；
在河南：赈灾民、平粮价、勘河道、筑堤坝，为民解困；
在山东：蠲粮税、济水灾、尽心民事。
这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乾隆52年6月24日夜间，湖北荆州府江水暴涨，堤溃城决，田庐漂没，百姓被淹死数十万人，当时毕源正在邻省河南巡抚任上，当他得知邻省灾情，立即拨出官库白银40万两，派人星夜解运湖北作救灾之用，然后，上书奏明朝廷，乾隆帝不但没有责备他擅动国库，反而大加夸赞。没有几天，就提升为湖广总督。
总督既是地方行政长官，又是挂兵部尚书衔的官事长官。毕源一方面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同时也参与了对回民的镇压。毕源一方面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同时也参与了对回民的镇压。起因是，甘肃回民马明新创立伊斯兰新教派，新旧两派产生分岐，互相仇杀。清廷处理不当，袒护旧派，压制新派，将新派领袖马明新关入兰州监狱，以后又把他杀了，引起群情激愤，攻占河州，进军兰州，清廷派将军阿桂率军镇压。毕源闻讯即调集属下兵马前往协助，但并不扰民。乾隆帝知道后，很是欣慰，以他“在陕西境内，闻甘省有事，即能悉心调度，事事妥协，实属可嘉”。特赏一品顶戴（纯红顶）。“晓谕招徕”使其为政府所用，再次受到朝廷的奖励。但在后来镇压白莲教起义中，虽竭尽全力，却屡屡受挫，多次遭到朝廷斥责。嘉庆二年，终以年迈七十之身病死军中。
毕源儒雅大度，颇多生活趣事：
毕源任军机章京时，喜欢看戏，跟京城宝和班名角李桂官往来甚密，李是男演员，当时旦角都是男演员扮演，李桂官演的是旦角，色艺双全并擅长诗词书画，格调高雅，很得毕源敬重。毕源中魁时，李桂官就被人戏称为“状元夫人”，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赵翼还作了一首《李郎曲》赠给李桂官。
乾隆45年，毕源受命代理陕西巡抚，赴任途经某寺院，他是个风雅的人，免不了要进去随喜一番。一位老僧出来迎接他，边走边谈。毕源随口问：“您会念经吧”？老僧答：“念过”。毕源又问：“一部《法华经》共有多少个“阿弥陀佛””？老僧笑了笑说：“我只是一个破庙的老和尚，非常惭愧生成钝根，大人是天上文曲星，非同一般，不知一部“四书”有多少个‘子曰’？”，毕源一时语塞，对老僧思维敏捷、吐谈风雅很是佩服，就捐了银子为寺里添置田产作香火费，还把寺院整修一新。
源有一侍妾跟一位门客私通，（据说这位门客是著名文学家蒋士铨之子），怕事情败露，就偷偷逃走了，毕源得知以后，打算派武士去追杀，其妻忙加劝阻说：“事已至此，何必再去作孽”？毕源恍然大悟，佩服妻子的见识，就不再过问，而委托其妻妥善处理此事。其妻取了一些银子派人去追赶门客，并嘱咐派去的人对门客说，你想要侍妾，何不早说？今事情闹出来了，毕大人也不怪你，而是耽心你途中缺少盘缠，特送来一些银两，望好自为之，弄得门客又感动，又惭愧，再三致谢而去。
毕源是有清一代著名的儒学大家，经史、训诂、金石、地理、诗画无所不通。他爱才若渴，贤礼下士的风度，是尽人皆知的，当时著名的学者孙星衍、洪吉亮（歙县人）、严长明、程晋芳（歙县人）等都在其幂下，人们称其为“江左名士，半入其幕”。著名诗人黄景仕（仲则）为债务所逼，打算到陕西巡抚衙门找毕源帮助，走到半路就病故了。毕源得知后，为他隆重料理后事，还委托洪吉亮送其灵枢回乡安葬，还出资安顿其遗属，整理出版其诗集；著名学者程晋芳，原本是寄居扬州（经营盐业）的徽商巨富，家中藏书五万多卷，无书不读，学问渊博，著述颇多，广交文士，他的家中，几乎成为文人雅士的宾馆，慷慨大方，以致散尽家财，晚年穷愁潦倒，到陕西找老友毕源帮助，到毕源署中，才住了一个月就病故了。毕源十分悲痛，放声大哭，认真安排后事，代他偿还了一切债务，并派人送其灵枢回江苏淮安安葬。（一说是江宁）；还有一个姓汪名中的名士，既非毕源幕宾，又无一面之交，想要毕源资助，又摆出一副名士的架子，不去面访毕源。写了一张小纸条，上写：“天下有汪中，先生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先生，汪中无穷困之理”，留下客店住址送交门卫，扬长而去。毕源看了条子，哈哈大笑，立即派人送白银500两到客店里去；（据《歙县志》载：汪中，歙县潜口古塘人，后为毕源幕宾。）文人有文人的脾气。幕宾孙星衍，进士出身，当过布政使（从二品），引疾归入毕源幕，清代著名文学家，但性情偏激，动不动就骂人，弄得幕客都难与其相处。毕源知道后，既不责怪大家，也不说孙星衍的不是，只是一笑而已，另外找个房给孙星衍住，矛盾也就慢慢消除了。毕源礼贤下士的例子颇多，当时人们称他有孟尝君之风。
毕源嗜好著书立说，著作等身。又酷爱刻书，刻印书籍达数百卷之多，还资助别人出书。
他认为研究经义当宗汉儒，因此叙述源流，著《传经表》、《通经表》等书。
他认为读书必识文字，而研究文字当宗许慎，因此考校异同，撰《说文解字旧音》、《经典文字辨正书》。
他为了考证正史，博稽群书。认为徐乾学（歙县人，寄籍江苏昆山，与二弟秉义，都是“探花”，三弟元文是“状元”世称“昆山三徐”）所著《宋元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后编》优于王（宗沐）薛（应旂），但存在引用资料较少及详略不当的缺点，因而编著《续资治通鉴》220卷，阅20年编成，至嘉庆六年始全部刊行，取材比较完备。
他认为研究史学必通地理，又认为金石可证经史，于是作《山海经校本》、《晋书地理志校注》并广搜历代钟鼎碑刻，著《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等书。
毕源诗文著作有《灵岩山人文集》。《灵岩山人诗集》其著作多收入自辑《经训堂丛书》之中。
当然，他的不少著作，也得力于幕宾的协助，譬如《续资治通鉴》的校审者就是孙星衍。
毕源官居正二品，按清制俸银每月不过155两，京官有禄米，地方官还没有禄米，幕宾又不在正式编制。他为人又大方，动辄千儿八百地为人解困。不仅如此，他在苏州还建了一座华丽的、又从来没有住过的“灵岩山馆”，晚年在关中又购得“遂园”。他是嘉庆二年七月病故的，嘉庆四年被削去子孙承袭世职，籍没家产。其罪状仅说他是放纵白莲教叛乱，并没有说他贪污纳贿，而且嘉庆五年又发还他的家产。他的开支如此之大，又是从何而来呢？
究其原因是清代理财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弊病。督抚、甚至府、县都有对地方款项动用的自由。据当过布政使的张集馨所著《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督抚每年合法的额外收入清廉的可得银子三、五万两，心狠的可搞到十余万两。又据曾任云贵总督、清代学者吴振木或所著“《养吉斋丛集》卷26中说，总督巡抚的养廉银”视地方财政收入的好坏，多或数万两，少或数千两。所以一些财迷心窍的清贫京官，多钻营权贵，希望外放在富庶之地，搞个肥缺。“三年清知府”，尚且还有“十万雪花银”。何况毕源身任督、抚达22年之久，其收入之钜，可想而知。虽说如理不合，但毕源的收入还是合法的。
乾隆60年（1795）第二次授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6月，以镇压苗民起义不力，被解除职务。7月，仍任总督。嘉庆2年（1797）毕源终以操劳军需辗转反侧，以致旧病复发，手足麻木，嘉庆帝特御赐“活络丸”为之疗治，6月，以病情转重入奏。7月，卒于湖南辰州军营，赠太子太保。
卒后，因他在镇压白莲教起义“失察过多”，连个谥号也不肯给他。还有人说他“文人治军，终非所长”。不仅如此，到了嘉庆四年，有人翻出老帐，参奏他纵容白莲教叛乱，而将他子孙承袭的官职统统削除，资蓄田产尽没入官。
《清史稿》有其传。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科状元戴衢亨
戴衢亨（1755—1811），字莲士，一字荷之。祖居地休宁隆阜（今属屯溪区）。
隆阜村在屯溪区西南郊约五华里处，村西北滨临横江，隔江相望有桃花洲。旧时，村里有座摇碧楼，现在已是清代著名学者戴东源纪念馆。
隆阜，是戴、吴两姓聚族而居的村庄，上村多吴姓，下村多戴姓。隆阜村的戴东源，可说是尽人皆知，但与戴东源同宗的戴氏后裔中还出了一名状元戴衢亨，恐怕知道的人就不是太多的了。（注）
戴衢亨的祖先，先是由隆阜迁到江苏江都县（今江苏扬州市江都县）至曾祖父时，因游幕至江西大庾（今江西大余县），被一位盐商聘为家塾教师，遂在大庾定居下来（见《妙香室丛话》、《郎潜纪闻》）。这个县在江西、广东交界处，梅岭之下，当时是一个比较偏僻、地瘠民穷小县，从来也没有出过一名举人，进士。当地人归咎于学宫的风水不好，计划迁地重建，在重建学宫中，衢亨的祖父也资助了一些银子，并将两个儿子戴第元、戴均元放在学宫中读书，从此以后，戴家就兴旺发达了。
乾隆22年丁丑科，衢亨的父亲戴第元考中进士。后历任礼部给事中（五品）太仆寺少卿（正四品）。
乾隆40年乙未科，衢亨的叔父戴均元、胞兄戴心亨，成为同科进士。戴均元后官至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正一品）；戴心亨只当了一名翰林院翰林。
乾隆43年戊戌科，戴衢亨高中状元，后官至太子少师，体仁阁大学士（正一品）。
一门四进士，人称“江西四戴”。
戴衢亨17岁中举，中举以后，当过内阁中书，军机章京。中状元时只有24岁，是清代最年轻的2名状元之一，另一位是乾隆58年的状元，歙县人潘世恩。
衢亨中状元，人言是天凑其缘，这里有一段趣闻：
该科读卷官是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程景伊。（歙县云雾塘人）前十本卷呈乾隆御览时，原来排名第一是大兴县的邵自昌，乾隆看了邵的卷子，虽嫌其对策中有两句不太连贯，但并没有打算改变初拟名次，但在拆弥封时，邵自昌的弥封袋老拆不开，乾隆帝等急了，就叫将第二、三名往前挪，衢亨原拟名次第二，乾隆帝认为这是天意，就照拆封次序填榜，衢亨就成为一甲第一名了。邵自昌成为二甲第一名。
这一科会试的主考是内阁大学士于敏中，18名同考官中有2人是徽州前科状元，一是休宁人黄轩，一是歙县人金榜，衢亨是金榜这一房录取的。
戴衢亨中状元以后，虽累迁詹事府中允（六品），左庶子（正五品）、待读学士（从四品）在这中间长达20年的实际职务，仍然是一个军机章京，这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呢？
原业他是于敏中当主考官录取的贡士，于敏中就自然成为衢亨的恩师了。于敏中与当时的权臣满族大学士和珅，一向不和。和珅是乾隆帝的宠臣，权倾天下，朝廷官员多依附在和珅门下，独24岁中状元的衢亨，少年气盛，看不起这位靠奉承拍马起家、生员出身的满族大士和珅（汉族，非进士出身不得任大学士）更看不惯和珅擅权独揽，卖官受贿，飞扬拔扈的所作所为，不肯依附和珅。因此，长期受到和珅的压制。
一个偶然的机会，衢亨从此冲破和珅的压抑，官运高照。
嘉庆二年的一个深夜，衢亨与另一军机章京吴熊光值班，某省报来一封十万火急公文，此时，乾隆虽然做了太上皇，遇有重大政事，仍然要亲自过问，军机大臣们一时又召不来，就面授两位军机章京代拟圣旨，乾隆看了拟旨很是满意，嘉庆帝也认为措辞稳妥，待军机大臣赶到，看过拟稿，都说非常好。乾隆道：“朕拟命他两人今后随军机大臣一起参与机要，诸卿以为如何”？本来和珅一贯奉承乾隆，从来不敢违抗圣命，但是又怕他两人分去自己的权力，于是硬着头皮道：“枢密重地向来他人不得进入，恐与祖制不合”。乾隆听罢，也察觉和珅有擅权的用心，便轻轻冷笑一声说：“你们不过计较官职高低罢了，这有何难”？即命“戴衢亨、吴熊光二人，赏加三品顶戴，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即试用为军机大臣）。和珅不但没有达到阻碍衢亨入内的目的，反而升了官，也为嘉庆培养了辅佐的人材。嘉庆未登位之前，和珅自持是乾隆帝的宠臣，从不把嘉庆放在心上，嘉庆对和珅也是敬而远之。嘉庆帝对衢亨却是非常敬重，嘉庆元年，皇帝即位，登极大典上一切礼仪、文字，皆由衢亨一手制定，由此受到嘉庆帝的格外器重。
衢亨的外貌：高高的个子，白净而又略带消瘦的面容。体貌清癯，欣然玉立秉性清通，无声色之好，办事勤谨。嘉庆3年，擢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待郎，同年加恩军机大臣。清代不设宰相，人们习惯称军机大臣为宰相。
嘉庆4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驾崩，朝廷重大政务，全靠衢亨日夜操劳。第二天，嘉庆帝决断要解决和珅的问题。和珅植党营私，招权纳贿，以致吏治日坏，是激起川楚白莲教起义的罪魁祸首。当即将和珅夺职下狱，责令自裁，抄没家产，仅抄出白银就达二亿三千余万两，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语。朝廷中多有和珅余党。当此政局多变之时，一切政务悉由衢亨处理，衢亨历任吏部、户部待郎，兵部、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师，官居宰辅。清代由状元出身官居宰辅有14人，其中祖籍徽州3人，他是其一，另外二人是歙县的徐元文和潘世恩。
说起衢亨慎审公道，持公清正，确是事实，然而有一椿科场案，几乎使他声誉扫地。
嘉庆14年己已科殿试，例由钦点八名大学士、部院大臣任读卷官，衢亨资历最高，任首席读卷官，这一科选中状元是歙县人洪莹，钦点两个月以后，突然冒出个御史花杰（贵州人）上书弹劾戴衢亨，说他与洪莹关系甚密，读卷有弊，一时满朝哗然。御史虽是一个五品官，但是有弹劾、监察大臣的大权，嘉庆帝不得不特例二皇子在上书房监考，令洪莹默写殿试策问卷，洪莹心中无鬼，沉着镇定，不加思索，一挥而就，经与原卷核对，无一字错讹，嘉庆帝连连称赞“真才！真才！”此时，已是夏天，嘉庆帝特赐洪莹夏衣两件。把洪莹原卷及默写卷，发交花杰阅看，以服其心。花杰任意抵污大臣，着即严加议处。洪莹中魁以后，经过这一番折腾，也就无意仕途，仅于嘉庆18年担任过一次顺天乡试考官，便退职归隐。衢亨更加受到嘉庆帝的信任，就在这一年加授为太子太师，次年，又拜体仁阁大学士。
衢亨担任首辅，虽无惊天动地、名垂千古的功绩，但秉机廷枢，却是以审慎公道自励。嘉庆帝嘉奖他道：“一切用人行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朕每加采纳，克副赞襄”。还作了一首五言诗，亲自书写赏赐衢亨，诗曰：“知遇先皇早，欣看晚器成。予申三锡命，汝矢一心诚。凤阙随双彦，（指衢亨和他的叔父戴均元）鳌头冠众英。荷天作霖雨，江右灿台衡”。此时衢亨的府第已迁到江西南昌，星轺交驰，车马盈门。为感激圣恩，他特地将嘉庆帝写的这首诗刻在一块大石碑上，上面还盖了一座亭子保护起来。今亭子已不复存在，底邸遗址犹存。宰相府前厅悬有“紫阳世第”四字匾额一方，落款为：“莲士戴衢亨”笔力秀劲。（上款似是年月，因系照片影印件，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右侧后大门上方有方砖阴刻“秀夺章江”四字匾额一方。
嘉庆16年3月衢亨扈从嘉庆帝自五台山回京途中患病，嘉庆帝命其先行归京，至园明园府第，即卧病不起，寻卒。时年57岁，赠太子太师，祀京师贤良祠，谥文端。清代状元又官居一品受到朝廷封谥者有12人，其中祖籍徽州2人，另一位是歙县人潘世恩，谥号文恭。
著有《震无咎斋诗稿》。
《清史稿》有其传。
注：1991年《黄山日报》登载了万牛先生写的《寻根问祖到徽州》中，记述隆阜戴氏后裔，现在是浙江开化县企业家戴生言先生到隆阜寻根问祖。据戴先生说，他家先祖是从隆阜迁徒到浙江开化县戴氏家族的一个支派，至今家中尚藏有族谱，他的先祖在开化县有名望的是清乾隆时，官至刑部尚书戴敦元，与戴东源同属一个宗祠。（笔者查《清秘述闻》载：“道光12年恩科会试考官刑部尚书戴敦元，字金溪，浙江开化人，癸丑进士”）按元、亨、利、贞排辈，戴敦元与衢亨的父亲都是“元”字辈。由此推断，戴衢亨、戴敦元都是隆阜戴氏宗祠分出江西、浙江两个支派。
乾隆六十年乙卯恩科状元王以衔
王以衔，（1761—1823），字署冰，号勿庵。祖居地休宁合阳（今屯溪区阳湖镇政府所在地洽阳村），该村地处洽阳河西侧，新安江南岸，与屯溪区政府所在地隔江相望，江面上有新大桥两座与两岸相通。宋代至清代均称合阳里，后以村东、村西、村北三水汇集，遂改为洽阳。王以衔祖上何时迁至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市）不详，但从村中曾建有“状元楼”（见《黄山日报》严济棠先生写的《屯溪古迹知多少》一文）可以推定距乾隆六十年之前，不会太远。
王以衔中魁时，家中有母亲、继母，以及继母所生的弟弟王以铻。他们兄弟俩，都同在乾隆54年领乡荐（即中举人），又同在乾隆60年进京赴考，先是弟弟王以铻在会试中得中“会元”，后是兄长王以衔殿试中钦点状元，兄弟同科两元，在科举中实属罕见。然而在考试中，家中和京城两地却各出现了一喜一忧两种不同的场面。
喜剧的场面在家中。当时正值春暖花开，江南草长，燕子飞舞之时，在以衔家的大厅上挂着大红灯笼，一对对燕子恰恰把巢筑在灯笼上，他母亲见到后高兴地说：“灯上做巢，这是‘登科’之兆”果然泥金喜报敲锣打鼓送到府上，王以铻会试高居榜首，家人正要将喜报高悬厅堂正中，王母急忙阻止说：“这地方留着贴状元喜报”。殿试唱名，王以衔真的被点为状元。这自是偶然巧合，家中自有一翻热闹。
惊险的场面发生在京城。乾隆乙卯科会试主考官是左都御史山东诸城人窦光鼐，副主考一个是礼部侍郎刘跃云，一个是内阁学士瑚图礼（ 满族正白旗人）。一切录取事宜皆由窦老先生作主，放榜之后，浙江的王以铻名列榜首，即为会元，而第二名则是他的兄长王以衔，兄弟联名高居前列，一般企盼考取贡士不幸落榜的士子，难免要仪论一番。（“贡士”几乎百分之百的成为当然的进士，所以人们也称“贡士”为“进士”）。
窦光鼐是官拜左都御史的二品大官，都察院的首官，专司中央监察职责。平时专爱揭当政大学士和珅的隐私，在这个当口上，正是和坤对窦光鼐进行报复的好机会。他便绞尽脑汁搜集材料，终于也找到一些牵强附会的口实：一是说窦曾多次出任浙江学政，此榜必定有私。二是说王以衔兄弟俩在会试卷上皆写有“王道本乎人情”一语，定是窦考前和王以衔兄弟俩通了关节，向乾隆帝进馋，加上当左都御史的窦老，平时也难免得罪一些同僚，一齐起哄。和珅本是乾隆的宠臣，乾隆帝对兄弟俩得中高第，也存有怀疑，于是派在臣进行复试，经过反复逐字逐句进行“磨勘的结论，说是王以铻的试卷“语句多有瑕疵”名次降至第71，被罚停参加殿试，王以铻由第二降至第四，窦光鼐及两名副主考皆被降职。
殿试结束，前十本卷子进呈乾隆帝，排出名次，拆开弥封，排在第一名的竟是王以铻。大臣们个个大眼对小眼，和坤更是暗暗叫苦。乾降问：“谁取的？”礼部尚书纪昀说：“臣取的。”再问：“谁定的？”和坤说：“奴才定的。”（对皇帝答对，汉族官员自称“臣”满族官员自称“奴才”）。乾隆帝觉得滑稽说：“那么，你二人难道也有私情吗？”和坤回禀：“此次阅卷诸臣皆秉公认真，滑私弊，如有失当之处，何妨另换一名。”乾隆帝道：“如此看来，王氏兄弟在会试中联名一二，实属偶然。得第高下，殆有命焉，非人意所能测知，既已拆封，岂能再换？”唱腋之日，乾隆帝不无幽默地说了一句笑话：“此亦岂朕之关节耶？”
在此之前，这一椿科场案已被士子们说的沸沸扬扬，王以衔兄弟俩吓得满身冷汗，当传出钦点头名状元是王以衔的时候，京城九门哄动，好一番热闹。潘世璜（歙县人）被点为探花。是乾隆58年状元潘世恩之北弟。
王以衔中魁以后，历任工部侍郎、礼部侍郎、国子监（清代最高学府）司业（国子监祭酒的副职，均二品）三临顺天（京城）乡试，一典江西乡试，一督江苏学政。
以衔食量兼人，身体肥胖而不能任劳，但对公务从不马虎，除工部侍郎一职以外，平生大都是做的礼部、考官、学政有关教育的官员，他很安心这些政务清简的职务，他对进士的标准是，最喜文章平正通达，最厌是那些故作险怪、芜杂之习。
以衔为人浑厚和易，与人相处终日无戏言，平生口 不言人过，视天下人无一非君子，故上自大官贵人，下至内侍工役，无一人不称其为长者。
有一年由学士服阕入都（“服阕”就是官员的父母亡故，按清制可以给三年假期守孝，这里说的是以衔假满返回北京）。途径淮河处，有一艘运官粮的大船，争抢航道，船上的篙手不小心，将锐利的稿尖括伤以衔的手腕，篙手见到这位官员满手是血，吓得不知所措，以衔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以好言相慰，可见其为人浑厚。
道光3年，有一天早晨坐轿上朝，行至东华门突然暴卒于轿中，记载上说是“无疾而终”，其说未必准确，从其肥胖这一点看，很可能是高血压发作。终年63岁。
《清碑传合集》有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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