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屯溪银行业述略
一、银行与钱庄的“争夺战”清代雍、乾以来，休宁、歙县、婺源（当时属于徽州）的茶叶、白梢、桐油、香菇等土特产均集中在屯溪加工、扎排、包装后运至沪、杭出售，客商将货脱手后，所得大宗现银携带风险大，一般是当地钱庄兑换银票，然后到屯溪与外埠钱庄有业务往来的钱庄兑取现银；屯溪客商到下江采办京广洋货及煤油盐等，也是将现银在本地钱庄换成银票，再到采货商埠钱庄兑现办货，当时屯溪钱庄每年的汇率和贴水收入非常丰厚，这一经济渠道，民国初年为浙江中国银行获息，遂派专员到徽州调查金融情况，发现屯溪诺大的商埠竟无银行设置，吸收存款、放贷，汇兑都是由钱庄经营。这项专项调查引起浙江中国银行经理极大兴趣，决定开展研究。
当年屯溪钱庄有厚裕、万康、太康、致祥、益和等10家，清一色是黟县老板，可见当日黟商财力之雄厚，其中厚裕钱庄老板吴大寿及其父最善于金融调度和人事管理，吸收存款利率高，汇兑银两信誉好，在江、浙重要商埠都派出长驻跑街和账房，招揽业务和兑付银票，单此一项每年盈利都有万两白银（银元）。浙江中国银行研究后，决定在屯溪设中国银行分理处（以前，皖省曾在屯溪设立中国银行汇兑所，因管理不善，曾停设。）一边呈文浙省财政厅与皖省财政厅商谈，一边派员赴屯溪筹设银行。
屯溪各钱庄老板获得以上消息，非常着急，一面联络士绅写报告给休宁县政府，陈述“肥水不外流”缘由，一面串连各大店户拒绝转让店面给开银行，尚“头寸”困难，钱庄宁愿联合借款给该店应急。
浙、皖两省财政厅几经磋商觉得“利益均等”，于是皖省财政厅同意浙行派员在黎阳租厅屋一幢，成立中国银行屯溪办事处。该行临时负责人即分批在紫云馆宴请休宁县政府官员、屯溪士绅、殷实茶商及大店铺老板籍以扩大业务宣传，于是民国五年，古老的屯溪有了第一家现代的金融机构。
人往高、水往低，既然中国银行瞧得起自己，况且存款利息又比钱庄略好，银两汇兑绝无风险，经营缺少资金，又可优惠办抵押贷款（以栈房存款、或不动产屋契），二年后几家资金较少钱庄，已很难吸收到存款，“头寸”调度也捉襟见肘，业务每况愈下，第三年就有五家钱庄亏损倒闭，于是黟县帮垄断屯溪金融局面给打破了。
民国十八年朱老五火烧老街，中国银行因在黎阳，不但没损失，还乘机买下老街中心地段瓦砾场500余平方米，到杭州雇来技术工匠，建筑钢筋水泥金库及银行新式营业厅（即现在老街保险公司房子），民国二十三年将黎阳行址迁到老街开张营业，升格为支行，信誉愈益坚挺，连休、歙的殷实富户都先后来屯行存款，其时仅存的厚裕、致祥两爿钱庄也业务惨淡，所幸底子厚，只得裁员减人勉为支撑场面。唯我独尊的中国银行一跃为徽州金融大享，第二任经理杨臬更自高自大，刚愎自用，在业务往来中显露出“财神爷”架势，与地方上层人士交往也是不理不睬。“谦受益，满招损”哲理倒还真灵验，一件“大小票”案竟闹得纷纷扬扬，使杨臬丢官判刑。
1943年前后，市面上大额钞票充斥，卖买找零和人民生活极不方便，怨声载道。中国银行开始办理“门市兑换”和机关团体“申请书”兑换小票业务，借以缓和小票供应紧张局面。无奈粥少僧多，其中由于经办人在后门兑小票时得罪了一位当权的官太太和一个老官僚，他们便向“皖赣监察使”杨亮功面诉，有的说杨臬纵容行员贴水换小票以营私，一些倒闭钱庄的遗老遗少们也纷纷推波助澜，杨亮功感到职责攸关，即直电重庆监察院弹劾，舆论界又大加传播，牵动行政院、中国银行管理处、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层层关注，在“大小票”案陷于四面楚歌声时，浙江中国银行经理金润泉深感到辖行职责重大，不管案情如何发展，先争取主动为上，立即行文屯溪各有关机关，令中国银行经理杨臬着即停职，听侯查审，另调温州中国银行经理施培清接任（此人为警察局长改行）。施到屯履职后一变杨臬作风，长袖善舞，拜客拉关系，即对店家老板往来也是言谈含笑，故施的经理职务一直到屯溪解放。而杨臬一案在地方法院检察官提起公诉的多次审讯后，则以“……既然查无实据，亦难辞失察之咎……”判处徒刊两年，缓刑两年结案。
二、安徽地方银行应运而生
安徽地方银行首任行长程振基在屯溪的故居是李洪巷9号，当年他有七个女儿，众称“七仙女”，1937年程举家迁到屯溪时近50岁，1940年因患舌癌病逝。
我家与程是近邻，家父戴子让是茶业界闻人，与程由点头之交而逐渐熟悉。不久程振基兼任茶叶管理处处长后，有些事尚须向家父请问和了解，在交谈中也常提及地方银行内情，故此对安徽地方银行（以下简称“皖行”）筹办和主要经营项目亦略知一二。
抗战前，华东的苏、浙、赣、鲁各省都先后创设了地方性质的省银行，唯独安徽经济拮据，基金一直无法筹措，“四大家族”也根本不会给于支持，拖至1935年却不料竟“时来运转”了。这时国民家中央政府发行法币替代银元流通，明令通告银元收归国有——以法币1比1收回银元。市面上的法币虽勉强流通了，但民间殷实富户对法币信心不大，多不愿以所藏的“大头”、“小头”、“龙祥”去兑成纸票，中央虽三令五申催收银元，但收获甚微，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明知靠中、交、农四大行来囊括全国民间贮藏的银元是势单力簿的，必须依靠各省地方银行的“毛细管”作用，才能使巨额银元收为“国有”。
当时安徽经济界有识之士杨绵仲、程振基、楚湘汇立即向省主席刘镇华提出适时向财政部提出筹办“安徽地方银行”报告。竟不出所料的得到批准，基金方面还得到中央银行少量支持，言明在银元回收的贴率中逐步扣还。经过几个月紧张筹备，1936年春，安徽地方银行总行终于在芜湖挂牌成立了，章乃器任董事长、程振基任行长、楚湘汇为副厅长，在安庆、蚌埠、屯溪成立分行，各县成立皖行办事处。第二年抗战开始，京、沪、杭沦陷，程振基决定将总行南迁屯溪，以辅助发展皖南家乡经济（程为徽州婺源人）。不久，皖南行署主任戴戟命程振基筹建茶叶管理处并兼该处主任，负责战时徽州茶叶的产销，解决茶农、茶工、茶商濒临绝境困难。因此，该项工作是屯溪皖行的一项首要任务。
1、举办茶叶贷款：
为了皖行筹措巨额茶叶贷款，程振基不辞辛苦地辗转到大后方，与中央贸易委员会商谈茶叶贷款，谈判成功回屯后，马上在民国二十七年春，对原的茶号进行登记，核对有厂房、有加工外销茶工具设备、有收购毛茶来源茶号自报制造外销箱茶数目，然后预贷给每箱茶百分之五十现款加工外销茶，因此每家茶号领得法币3000至10000元不等，当年有90家茶号领得贷款，这笔近40万元现钞流入徽州市场和农村，对地方经济活跃和茶叶市场的复兴起了积极推进作用，因为抗战初期物价还稳定，5元可买米10斗（150斤）、普通毛茶20元一担（100斤）、猪肉1元可买5斤、金鼠牌香烟5分一盒（15个铜元），故此，当年举办茶叶贷款对于生活贫困的茶叶工人、茶农来讲是能稍解燃眉之急的。
茶号将外销箱茶制成后，由茶叶管理处过磅、评样、评议等手续办毕，再由皖行付给20％贷款，然后由皖行运输队将箱茶运至未沦陷的温州集中装箱，转赴香港出售给富华公司后，再与各茶号结帐，找付尚余款项，每家茶号都有盈利、。但好景不长，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及东南亚，徽州茶业却一蹶不振了。
2、发行角票及一元券：
由于皖行董事长章乃器名望和行长程振基开拓战时实业经济信誉，获得中央财政部批准皖行印制一元券及角票、分票发行权。当年安徽地方银行的红色壹元券上印有章乃器、程振基签名，典故即由此而来。
3、收兑银元
皖行自1936年在屯溪开业后，主要任务就是督促各县银行办事处收兑民间银元作为考勤，抗战开始仍然继续加紧收兑。同时安徽省政府又规定各县收回硬币数量多少，作为县长升降的主要政绩，这一着棋相当厉害，县长如法仿效去逼乡长，乡长再串通“地脚鬼”四出探听，民间的殷实富户和工商业者所藏银元被逼得一批又一批去兑换成纸钞（即法币），倘遇到较有地位乡绅不就范时，乡里往县里一报，县长亲临“拜访”，识相的“土老”此时就得窑藏尽了，不然给加个“帽子”，丢了“大头”还苦了老头——坐牢，因此逼得民怨四起。当时皖南22个县，以每县平均收兑银元4万块计算，即有近百万硬币给“四大家族”搜刮去了。
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当年“小上海”的老街计有380多爿商店，其中银行却占有11家，等于35家商店之间就有一家银行，其密度比例是很罕见的。由此可见其金融业在“小上海”的竞争真得要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都要耍得精，否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那就要无立之地了。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屯溪银行群既有国民党中央号称的“四大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俱全外，还有本省的安徽地方银行、邻省的江西裕民银行及隶属于大后方的四川和成银外。另外，还有从沦陷区流亡到屯溪的江苏农民银行和浙江地方银行及民族资本合股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个人独资经营的源源长银行。其中的“中央银行”被称为“银行中之银行”因为它不仅对各银行有监督和控制权，还有其他银行所无的“挂牌收购黄金权”。
1945年8月抗日胜利，中央银行急急收拾行装赶到江、浙去接收敌伪资产了，接着江苏农民银行和浙江地方银行也带着班底赶回老家去重建新业了。半年间，机关单位走掉了二三百，人口分流了十几万，金融业务萧条中，裕民银行及和成银行各撤回本省去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源源长银行也打起铺盖各谋出路去了。老街只剩下二十年代创办的中国银行、三十年代开业的安徽地方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一直维持到屯溪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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