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阳楼的高度
记得丰子恺描写马一浮时，形象刻画极为传神：他的头圆而大，脑部特别丰隆，假如身体不是这般矮胖，一定负载不起。这段话用在描写德阳楼上也很贴切，德阳楼给人的印象是胖墩墩的，有一种负重的感觉，象一尊雍容大度的弥勒佛，平稳而踏实。虽说其建筑风格让导游们各说其是，但那种丰腴和充实的意味，却是特别吻合于我自己的心境和灵魂的。我自然缺少贾平凹那么多梦，要造一个房子去住梦，我造房子的企图，来源于尼采那种无家可归的感觉，是要安置自己的灵魂，找回整个人的生存的根基和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根据，以致于不落得尼采那样，成为“双脚流血地奔逃”那样无家可归的浪人。德阳楼分三层，严格说来只有二层半结构。据说挪亚打造的方舟也分三层，高45英尺，比德阳楼高出一层的高度，因为漂在水面上，一层大概已吃进水里，所以我猜想挪亚一家人也肯定住在三层楼上，与神保持着最近的距离，也用不着经常跑到一、二层去，不象我每天都得关照到德阳楼的一二三层。德阳楼一层面向老街熙来攘往的人流，向游人出售着浓郁的徽州风情，追逐着人们的追逐；二层的雕花木窗内是茶座，更多地关怀着人们心灵的轻松与疲惫，刘禹锡所说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皆为二层所容纳；三层则是自己的天地了，想当年苏武持节牧羊，头上不是自己的蓝天，脚下不是自己的土地，宛如孜孜于仕途中丧失本性而不知，实在令人叹惋，人之为人，慨非得要有一方自己的天地不可。
德阳楼当然不能与神话中的方舟相比，高度也不够，仅二层半结构，也不是根据上帝的喻旨，而是按照规划设计部门的要求建造的，规划设计部门的要求来源于对传统徽派建筑结构及风格特点的归纳和总结，当然也包含着或寄寓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中国人向来尊崇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处得很好很和谐，自然而然顺其自然地于天地之间找到人的尊严与依归，并且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令西方那些“失乐园”后无家可归失魂落魄的被天庭逐出的人们羡慕不已，直到近代西方才产生一种对人的整体命运重新思考的浪漫派美学，他们以拯救处于功利时代中的人灵为使命，以救世主般的虔诚和狂热，探索着人类灵魂的安置处所。
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中国人就不那么灵性和自然了，虽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将如长夜，我看也只不过是看得清一些阴晴圆缺的月亮罢了，致于太阳却时常被忽略，后羿留下最后一个太阳，也只有夸父追过，那都是孔子之前的事情，孔子和我们一样生存在一场大洪水之后，只不过对先人的智慧多几分臆想而已，他那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根本无法触摸到神喻或上帝的意旨，所以孔子之后的二千多年来，那些徒子徒孙们所做的工作，给我的感觉象德阳楼二层茶楼中的服务员，一直不断地打扫着狼籍满地的瓜子壳、烟灰和唾沫星，以致清理着桌边的废纸篓和门边的垃圾筒，根本不理解那些已经离去的人喝茶时的滋味和神态、思想和精神，扫得满头大汗的时候，那才真正叫看不见太阳，怎么能够重建精神家园，连鲁迅这样勇猛的斗士，在“荷戟独彷徨”一阵之后，也不得不失望之极疲惫之极地“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
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太好办，又不能过分地勉强自己为难自己，还是暂且回到德阳楼里享受一下人与自然的意趣吧。从德阳楼三层阳台向老街望去，一溜老房子的屋顶瓦舍鳞次栉比，真如郁达夫所说“散若舟“的样子，象许多古老的舟辑停靠在码头的江面上，德阳楼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只，平静地停在这“港湾”中，若有所思地追忆着“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那种天上人间般的良辰美景。
我今年四十岁，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再复杂，有些问题应该想得明白，想不明白就躲在德阳楼的三层里顺过来返过去的想，有时想明白了，悟出一些道理，却无从表达，因为孔子反对“返过去”想，当年他的学生曾“返过去”想，并曾“返过去”问过孔子，惹老先生一肚子不高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心情不好大概是有三天没有人来请他去做官了，在学生面前仍然要保持那积极的进取的达观的一贯态度，仍然要顺过来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非要去当官，结果四处碰壁，落得如鲁迅先生说过的象丧家的疲乏的走狗一样，死要面子活受罪，实在有违天赋秉性，不那么自然而然了。
孔老先生精通“六艺”，出身没落贵族，夹在贵族与平民中间，把学问知识广泛地扩散于平民之间，只需几块干肉几只火腿就可以做他的学生。我要是生在春秋时代，一定要多养几只猪再去他那里读书，弄懂一些礼义廉耻善恶是非的学问，以仁爱悲悯之心对待别人，对我做生意是很有益处的，先让别人赚钱或得到实惠，自己才赚钱，求仁得仁，求财得财，欣欣向荣，何乐而不为。无奈孔老先生忘不了老祖宗的荣耀，一定要去当官，并认为自己有知识就可以当好官，当了官面子就好看，就可以给平民百姓更多地带来好处，就是“大仁大义”，根本不曾“返过去”想想这种做法，是一种对知识学问的亵渎，是一种对自己独立人格的出卖行为，是一种奴性心理的表现。这种行为造成的影响极深极坏，一直影响到二千多年后的今天官场的行为人格，充分地表现出一种“奴性文化”的现象。
既想要当官，又要当老师为人师表，一心两用，什么也做不好，语义不详的一个“仁”字，象马路边的垃圾筒，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能丢进去。本来在平民百姓中间讲讲“仁”字，效果倒也非常不错，却要去当官，并且上任第三天，就把少正卯给杀了，让别人抓到了把柄，说盗也有道有仁，流氓痞子也有道有仁，官场上的“仁”与强盗流氓痞子之“仁”有什么区别呢？难怪现今的官场与黑社会结合得那么深，原来是“痞子文化”的充分表现。
精通“六艺”，当当老师写写文章，把“仁”字说得明白些，老来写写《春秋》，提供一些治理乱世的有关文本，昭示出《易经》中有关革命合理性的精髓，也算是走上正道了。又吃力不讨好的做点怪事，非要“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没落贵族的虚荣表现。从小就没了父亲，又没人骂他没老子娘教的，既使不是死去的父亲所生，是婊子养的，总还给他戴着一顶小贵族的破帽子，可以象鲁迅先生一样，“破帽遮颜过闹市”，比一般平民强多了，有什么“讳不讳”的，既使“讳”了，后人也知道他这老滑头的模样。带了那么多学生，那么多平民百姓因为他的教诲，也多少知道分辨一些善恶是非，他却不相信自己所教的学生的分辨能力，而要去“为尊者讳贤者讳”，原来骨子里只想为统治者服务，为着要去当奴隶，背叛学生出卖自己，做着一些上下不得的事，从来不“返过去”想想有什么后果，以致于“讳”来“讳”去，“讳”得今天粉饰太平的官样文章铺天盖地，“讳”得现在的官场现状是又做婊子，又塑牌坊，充分表现一种特有的“婊子文化”现象。
其实现今官场上表现出的三种特殊文化怪胎，并非完全是孔老生的遗传基因，再说官场黑暗在他之前就已存在，是他自己不自重要去趟那混水，官没有做到一生中的三个月，结果惹得一身骚，后人全赖在他身上。所以他给我们的教训是要“返过去”想想，向死而生，准备怎么死，再设计怎么生，多想想自己适合做什么再去做，不能希里糊涂的上了贼船而下不来，不知所终。
实际上我们用不着别扭着自己，象孔老先生那样去往官场上挤，官场上人的自由，不过是北岛所说的“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一个美好的心灵只要与官场保持住一定的距离特立独行起来，就象春天的花朵，自由而绚丽地开放，生命的美丽景色让生命自身无法承受，就象美人太美，美得令人忧伤，又如同“秋风吹渭水，叶落满长安”般的凄丽，和“残阳如血”般的苍凉。
李叔同因为生命的美丽和忧伤，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美丽而忧伤的诗句，忽然遁入空门，做起弘一法师来，当时人们都非常诧异，对其出家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学生丰子恺虽然理解却无法表达，三十年后的1948年才把原因说清楚，说是李叔同老师住到“三层楼”上去了，三层楼虽然不高，住上去以后就没再下过一、二层楼，直到圆寂为止，当然这是比喻，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三层楼。
我也住在德阳楼的“三层楼”上，虽然对弘一法师的事业一窃不通，但从人生的角度和艺术的角度，也多少可以领悟到一些哲理和奥秘。无非是艺术的人生和诗意的栖居，是对生命绚丽风采的真实感受，是在宁静的蕴含中包孕着对人生和世界的一往情深。弘一法师曾说：“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看来佛并非虚无之空，实为“大有”和“执着”，并非是消极的悲观的和厌世的。反而是一种透悟和洞悉生命真谛之后的决绝和义无反顾，是生命底蕴中迸发出的美丽的火花，是一种精神的乐章和华彩，是一次灵魂的升华。谭嗣同深谙佛理，一曲“我自横刀向天笑”，警醒多少仁人志士，那些为着信仰赴汤蹈火舍生忘死的壮烈猛士，哪个不带有一些天赋的佛性？
丰子恺为《弘一大师文集》作序说：我崇仰弘一法师，为了他是“十分象人的一个人”。凡做人，当初，其本心末始不想做一个十分象“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等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到十分象“人”。其中九分象“人”，八分象“人”，在这世间已很伟大；七分象“人”，六分象“人”的，也值得赞誉，就是五分象“人”的，在最近的社会里也已经是难得的“上流人”了。象弘一法师那样十分象“人”的人，古往今来，实在少有。……我自己，也是一个心想做到十分，而实际上做得没有几分象“人”的人，所以对弘一法师这样崇高伟大的人格，实在不敢赞一词……
心灵与生命的崇高和美丽，让我们自己无法躲避，我在德阳楼的二层半结构里，散淡而迂阔地构筑着自己人生高度和境界，虽也做得没有几分象“人”的人，却高山仰止，心向往之，追求人格的崇高和完美，不知是否还有人能够和我一道，引起心灵的共鸣。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