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籍清代著名哲学家戴震
戴震像一、简介戴震（1723～1777），字东原，休宁县隆阜人。生于清雍正元年（1723 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终年55 岁。其家庭后人多从商，详情无考。戴震17岁以前，在私塾读书，《十三经注疏》的经文、注文已能“全举其辞”。18岁，随父寓江西、福建、江苏，“转运千里”，兼课蒙馆。20 岁后，讲读于休宁县富商汪梧凤家的不速园，由此至33岁，颇有著述。20岁，成《筹算》（后更名《策算》）。23岁，著成《六书论》。24岁，成《考工记图注》，后又有《转语》、《尔雅文字考》、《屈原赋注》、《诗补传》等。33岁，以避仇家入京师，借馆于翰林名士纪昀家。纪昀读其著作，大为惊服，为之广为延誉。翰林院学者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此后20年间，为京师公卿子弟授学，在直隶、山西、扬州诸督抚使司署为幕客，纂修官书地志；在浙东主持金华书院讲席。乾隆三十八年由纪昀等推荐，朝廷特召，入四库全书馆纂校古书。乾隆四十二年，纂校将毕，准备卜居江宁专心著述，未行，得疾，不治而卒。二、戴震著作简介《尚书义考》(清休宁)戴震撰戴震毕生作品颇多，《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二》记载，“其小学书有《六书论》三卷，《声韵考》四卷，《声类表》九卷，《方言疏证》十卷。”“ 其测算书《原象》一卷，《迎日推策记》一卷，《勾股割圜记》三卷，《历问》一卷，《古历考》二卷，《续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 “震所著典章制度之书未成。有《诗经二南补注》二卷，《毛郑诗考》四卷，《尚书义考》一卷，《仪经考正》一卷，《考工记图》二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大学补注》一卷，《中庸补注》一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经说》四卷，《水地记》一卷，《水经注》四十卷，《九章补图》一卷，《屈原赋注》七卷，《通释》三卷，《原善》三卷，《绪言》三卷，《直隶河渠书》一百有二卷，《气穴记》一卷，《藏府算经论》四卷，《葬法赘言》四卷，《文集》十卷。” 《戴东原全集》（图片来自孔夫子旧书网）族祖东原公，本考据学、算数学、制造学经世实用之旨，发为哲学家言。其所论著，远足以补汉宋儒者之偏弊，近足以导欧美文化之先河，是固海内学人所公认者也。公之生迄今二百年矣，人往风微，崇拜热忱，久而弥挚。族人祖荫将以独力建筑图书馆于公读书故址，暂于摇碧楼先行开办。学界诸君子，又为开得纪会于京师，亦有倡设图书馆之议。惟英末学，于我公之学术，曾不能窥其奥要，有以发挥而光大之，仅得举公之轶事，幼所闻渚先严，为各家传记所未及者而志之。虽无关宏旨，要亦不贤识小之意云尔！ 吾族自南唐天，中护公为兵马使，居歙之篁墩，因戍守婺居凤亭里。子寿公官中书舍人。寿公子安公，历官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谥忠恭，即隆阜所追之一世祖，实即迁隆阜自二世颜公始。子睿公，凡十一传至若采公，乃分为三门。其时隆阜支丁极繁，族中共分十三门，多建支祠。我家敬爱祠，即紫竹门楼门三门三支所合建。三门自若采公后十三传至景良公，即公之曾祖。景良公传宁仁公，宁仁公传公父弁，商于南丰，轻财尚义，尝修《三门支谱》，独力建众厅，以为族党宴叙之所。发乱屋毁，即今思乐园基址。现计三门支丁，不满十余，又多徙居外郡，祠中惟紫竹门楼门支丁稍众，然鲜有留心公之学术大要与其遗闻轶事者，岂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欤？明末流寇之乱，徽地以僻处山中，独获完善，休养生息，至乾隆朝，故徽属最称殷富。维时族之人，多务商业，以豪侈相尚；虽未知为学之道，而故家大户，藏书颇富。公父为族人经营布业于江西之南丰，家寒素，无力购置之本，多向族人假借。公记忆力极强，钩稽参考，夜以继日。年二十六，娶朱氏，尝读书至午夜，送粽糖以充饥。及毕，始知糖乃蘸墨而食，其专心致志，有若此者！公幼而歧嶷，至十岁才能言。出就蒙师读，授《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问师性善之所以然？师不能答。乃易师而授《四子书》，讲解仍若俗说，每不慊于怀。师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叩师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曰：“朱文公之言也。”问文公何时人？曰：“宋人。”孔子曾子何时人？曰：“周人。”周末相去几何时矣？曰：“几二千年。”然则朱文公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曰：“此非常儿也厂因渐治训诂考证之学，而经义以明。至于哲学、学说、原善三卷，殆即公入学时所急欲研究者欤？公于帖括之学，不甚讲求。年二十九，族人怂恿应试，题为“乡人傩”三字，公文旁征博引，考证详明。宗师虽赏其文，而故实多不知其出处，甚且疑为抄袭，发落日，面质公，公历举经典，如数家珍，宗师大激赏，以衣冠赠之曰：“勉之！汝将来成就，当胜我十倍也。”公之为学也，以为求获新知，须先贯通古义。凡古圣贤之至理名言，著于群经，以流传至今者，欲明其道，必达其辞；欲达其辞，先识其字。故以训诂之学，为读书明道之工具。而证之以制度名物实迹，故其学说贯穿群经，无汉儒拘泥师说之弊；实事求是，无宋人空谈玄理之弊。清乾隆十七年，休地大旱，斗米千钱，公家乏食，日以面果腹，闭户著《屈原赋注》十二卷。又尝以休地山乡，吸水灌田，所需劳力多而无补于大旱，乃变通古法，制螺旋车与自转车，以利农田。螺旋车者，外用木廓，中轴附以螺纹板，轴出廓外，斜置水滨，以水力或人力转之，水循螺纹而上，用力少而呈功倍，与今之西式吸水机有相合者。惟彼时鲜良工，螺板与外廓，难以密合而圆转，至今农家遂失其制。自转车者，轮置河滨，资流水之力以运水，上升高可二三丈，丝毫不需人畜之劳，灌溉能日夜不息。其制法详公著《螺旋车记》、《自转车记》。今休地西北乡，山河旁岸之田，多用自转车，永无亢旱之患，各处仿其法者甚多。又尝自制浑天仪，以为研究天算之用，若使生于今日工业发达之时代，则其所发明以利国便民者，安有既极耶？公祖墓在距隆阜二里之茅山桥南，东对公宅，遥望山势，如书架层叠，青鸟家谓为“万架书箱”主子孙著作等身，血食万代。族豪某，意欲侵占，以广己之祖茔，公讼诸官，县令利族豪贿，将文致公罪，公乃日行二百里，徒步走京师，一时名流争相结纳。大宗伯高邮王文肃公闻名景慕，延课其子念孙，得以成名，皆公之循循善诱也。公自三十三岁避祸入京，应北闱试未第；然名重当世，一时学者，以得交于公为荣幸。年四十举南闱，屡会试未第，至五十一，以举人特召充四库馆纂修官，校《水经注》、《九章算术》诸书。乾隆帝赐诗卷首，命以武英殿聚珍板刊行。五十三会试，仍不第，命一体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至丁酉年五十五，以足疾困罢，慨然有归田之志，孰意竟以是年五月病没京师。病亟时，犹撰《声类表》，又点定《段氏六书》、《音韵表》，是真好学深思，诲人不倦者。卒后，京师同志挽联云：“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呜呼！以公之所学，斯当之无愧矣。公没，子中立早卒，乃以族侄中孚字美中者嗣。除书籍外，家无恒产，嗣子时赖公婿山东孔氏周给之。发匪乱后，殁于兵，屋宇毁于火。孙一，在隆阜，无一椽蔽风雨，乃徙居洽阳兖山光角亭等处，藉小贩谋生。二十年前尝至吾家，先严犹相资助。因其有子十人，生计极困难，民国初年，有为琴泉处农场介绍佣工者，细询之，即公十曾孙之一。叩以父母兄弟之状况，则父母已没，兄弟亦星散，多为人养子与赘婿矣。噫！公所著书，除乾隆朝奉旨刊行。及山东孔氏微波榭段氏《经韵楼丛刊》外，尚有遗文杂著，及晚年未完稿本，公没后，至道光中叶，门弟子及族人集资剞劂，版存公家厅楼，印行不多，即被兵燹。乱后残余版片，尚有被人鬻作薪材者，先严犹及见之。彼时以大乱之后，无力保存，尝用疚心！嗟乎！一代儒宗，其遗者不获广传于世，殆亦造物之所忌欤？胡适胡适认为戴震所谓的“道”应有两层含义：“一是天道，一是人道，天道即是天行，人道即是人的行为。”在谈戴震的天道论，胡适这样认为：“戴震的天道论是一种自然主义。他从《周易》的《系辞传》入手，而《系辞传》的宇宙论实在是一种唯物的，自然的宇宙论，故王弼可用老庄的哲学来讲《易》，而宋儒自周敦颐、邵雍从道士队里出来，也还可依附《周易》，做成一种儒道糅合的自然主义”。如胡适所说戴震“只认阴阳五行的流行不已，生生不息，便是道。这是一种唯物论，与宋儒的理气二元论不相同”。关于戴震的宇宙观，胡适指出共有三点：其一，天道即是气化流行；其二，气化生生不已；其三，气化的流行与生生是有条理的，不是乱七八糟的。戴震的宇宙观完全是动的，这与宋儒偏重静的宇宙观大不相同，而且颇带科学色彩。谈到性论，胡适认为戴震对于“性”是下了定义的，“性者，分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他认为戴震说到的实体是阴阳五行。性的实体是血气心知，而血气心知又只是阴阳五行分出来的。在胡适看来这又是戴震的一种唯物的一元论，与宋儒所提的理气二元的性论再次冲突。宋儒说性有两种：一是气质之性，一是理性。气质之性与理性比较言之，不能称之为“性”，只有理性才能谓之“性”。“戴氏说血气心知是性，这正是宋儒所谓气质之性。……宋儒排斥气质之性，戴氏认为根本上的大错误”。宋儒认为“理无不善，故性是善的”，戴震亦主张“性善论”。但如胡适所说，“他的性善不必用理气二元论作根据”，并引戴震《原善》篇的话语加以佐证，认为戴震的根据在此文中。胡适说：“戴震论性善，以才质为根据……才是性的表现；有什么性，便呈现什么才质；譬如桃杏之性具于核中之白，但不可见，等到萌芽甲坼生根长叶之时，桃仁只生桃而不生杏，杏仁只生杏而不生桃，这就是性之呈现，就是才。‘才之美恶，于性无所增，亦无所损’。这种说法，又是一种一元论，又和宋儒的二元论冲突了。”胡适认为，戴震的“气质一元的性论”虽是一种重要的贡献，但“他终不肯抛弃那因袭的性善论，所以不免有漏洞了。”胡适举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的相关语句加以证实，认为戴震“说的性善，而举的证据只是人的智慧远胜于禽兽。抛开关于“‘性善’的套话”看戴震的性论，胡适说道：“戴震把情、欲、知三者一律平等看待，都看作‘血气心知之自然’。这是对于那些排斥情欲，主静，主无欲的道学先生们的抗议……特别提出知识，特别赞美他‘小之能尽美丑之极致，大之能尽是非之极致。’因为有知，欲才得遂，情才得达。又因为有知，人才能推己及人，才有道德可说。”最后胡适指出，戴震所谓理想的道德是“使人之欲五不遂，人之情无不达”，这也是戴震的人生哲学。关于理学，胡适在文中谈到，因宋儒之学，以天理为根本观念，因此宋明的道学又称为理学。理学在历史上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其一为好的一面，其二为坏的一面。在这里暂且不谈好的一面，关于坏的一面，胡适说道：“理学家把他们冥想出来的臆说认为天理而强人服人。他们一面说存天理，一面又说去人欲。他们认人的情欲为仇敌，所以定下许多不近人情的礼教，用理来杀人，吃人。…….八百年来，一个理学逐渐成了父母压儿子，公婆压媳妇，男子压女子，君主压百姓的唯一武器；渐渐造成了一个不人道、不近人情、没有生气的中国。”戴震生活的时代,正是清王朝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大兴文字狱的时代，对宋以来相习成俗的“以意见为理”的风气深恶痛绝。关于宋儒所谓的“存理灭欲”思想，胡适指出戴震是极为反对的，“他大声疾呼地喊道：‘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并推崇戴震是“反抗这种排斥人欲的礼教的第一个人”。在胡适看来，戴震在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理’论。戴氏论性即是气质之性，与颜元同；他论‘道犹行也’与李塨同。不过他说的比他们更精密，发挥的比他们更明白，组织的也比他们更有条理，更成系统。” 认为“戴氏总论理欲有三大害处：‘第一，责备贤者太苛刻了，使天下无好人，使君子无完行。第二，养成刚愎自用、残忍惨酷的风气。第三，重理而斥欲，轻重失当，使人不得不变成诈伪”。胡适在文中谈到：“宋儒都不能完全脱离禅宗“明心见性”的观念；陆王一派认心即是理，固不消说；程朱一派虽说“吾心之明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而他们主张理即是性，得之天而具于吾心，……他们常说‘即物而穷其理’，然而他们同时又主张静坐省察那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于是久而久之，那即物穷理的也就都变成内观返视了。戴震认清了理在事物，只是事物的条理关系；至于心的方面，他只承认一个可以知识思想的官能……他认定心不是理，不过是一种思想判断的官能。……理在于事物，而心可以得理。”“戴氏不肯空谈知行合一，他很明白地主张‘重行须先重知’”。这又是与理学家的不同之处。戴震力驳宋明理学的宇宙观、二元人性论、存理灭欲的伦理观、重行轻知的认识论，并相对应建立阐发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气化流行的天道观、血气心知为性的自然人性论。胡适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戴震的哲学思想是比较推崇的，从某些层面也反映了胡适本人的哲学理论。屯溪戴震纪念馆戴震纪念馆座落于屯溪隆阜中街，馆舍占地面积108平方米，砖木结构，白墙青瓦，龙卷山墙，樨头鹊尾，朱漆灵门。大门门楣上嵌有原安徽省委书记、著名书法家张恺帆手书的“戴震纪念馆”五个大字。戴震( 1723年-1777年)，清代著名思想家、学者，“乾嘉朴学”的代表人物，字东原，屯溪区隆阜人。1924年，戴震诞生200年之际，戴氏后裔献出此属，建为“隆阜私立戴氏东原图书馆”。1957年，该馆交给国家管理。现在我们看到的戴震纪念馆，是1983年修葺一新并正式命名的。馆内设有休息室、瞻仰厅、藏书楼、阅览室等。瞻仰厅临河无檐墙，双步架雏形回廊，柱之间装飞来楼。明间金柱装隔扇，次间厢房坎墙上装窗扇，整个装饰简朴典雅。就是从这间屋里走出了一位震古铄今的思想宗师。戴震出身贫穷之家，幼读私塾，有过目不忘的本领。相传有一次他到街上玩耍，想吃点心又没钱买，看见一家油点店的柜上放着一本流水帐，便灵机一动，趁没人注意拿起帐薄翻了一遍，顺手就塞进了炭火正旺的烧饼炉。掌柜见了，为不能再按赊买早点的帐目去讨还欠款，操起擀面杖要打他。戴震身子一闪，拱起一双小拳，说：“区区小事，何必发怒，只须赏些烧饼，那帐目我可从头到尾替你写出。”掌柜在半信半疑中吩咐伙计拿来烧饼招待，摆出纸张笔墨侍候。戴震吃过烧饼，拿起笔便从容写来。片刻之间，百十家户名、数目、款项一一列出。掌柜一看，各户姓名无一疏漏，啧啧称奇，可又难以断定数字是否正确，看客中有一名老顾客说：“我家自有小帐一本，可与对质。”待取来一对，分文不差，掌柜转怒为喜。从这则轶闻可以看出戴震少年时就聪慧超群。1762年，他39岁时才考中举人，其后六次会试都名落孙山。究其原因，是他反对程朱理学而被排斥在仕途之外。程朱理学因其奠基人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朱熹而得名，又因他们祖籍均系徽州，故又名新安理学。南宋朱熹从师李侗，接受程颐的思想观点，后加以发挥，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思想体系，使之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经典理论──理学。他提出了“天理”、“气”、“格物致知”、“知行为一”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范畴。他认为“理”是至高和包罗一切的，故称“理学”。朱熹所说的“理”，实际上指封建伦理纲常。而且认为“理”是永恒存在的，企图使封建伦理永恒化。朱熹曾三度回徽省亲，每次逗留数月，所以徽州从其学者甚众。学行最著的徽州弟子有绩溪汪卓，歙县祝穆、吴昶，休宁程光、程永奇、汪莘、许文蔚，祁门谢琏等等。他们讲学乡里，推崇理学，使徽州成为理学影响最深的地区。南宋理宗把朱熹“存天理，天人欲”的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根据加以推崇，追封死后的朱熹为太师、徽国公，亲自为歙县“紫阳书院”题额。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徽州正统的学术思想。从南宋前期至清乾隆年间，新安理学在徽州维系了600多年，对徽州社会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治经之学(经学)有理、朴之别。新安理学培养了徽州文化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朴学又称“考据学”，针对理学的空疏而言，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经学到了清代，已是封建文化的强弩之末了。可是，却由于徽、浙、吴各地方学派的兴起，又显露出一派生机，而以戴震为代表的批判性学术，也就成了这些生机的体现。清代徽派朴学被称为“皖派”、“皖学”。创始于江永而成于戴震。戴震是皖学的集大成者，他创造性地阐发了自己的思想，在声韵训诂、名物制度、经籍考证、天算地理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主要著作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仪礼考证》、《中庸补注》、《古历考》、《考工图记》、《水地记》、《勾股割圜记》、《绪言》等50余种。戴震是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代宗师，其思想深度和学术水平无疑是中国十八世纪的高峰标志。《孟子字义疏证》，是他向宋明理学开战的宣言书。该书通过对《孟子》一书的字义疏证，从考据训诂阐发“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等儒家哲学范畴的根本意义，以反对“宋以来儒书之言”为主要宗旨。戴震在书中认为，“理”本来是事物的肌理、文理，表现于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则为条理。离开具体的事物，无所谓“理”；“天理”也就是自然的条理。本书对“天理”和“人欲”的关系剖析入微，指出“《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系统批判了程朱理学，说明“绝人欲”，也就是“绝天理”，猛烈评击封建统治者“以理杀人”、“以理祸天下”的罪恶。主张情与理的和谐，即天理与人欲之调解得当。情理之和谐即宇宙之和谐，一个和谐的宇宙是美的世界。戴震的这些学说，在礼教桎梏下的社会现实开启了十八世纪的一线曙光。在戴震纪念馆厅堂正面壁上额枋，悬挂着当代著名作家端木蕻良撰书的“盖代大师”漆匾，左右有其后人当今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撰写的“治经先考文博学冠群伦，千古不朽作原善共疏证”楹联，就是对戴震学术成就的高度评价。迎面案臬上，安放一尊古铜色戴震塑像，其深邃的目光似洞穿历史的时空，透露出理性批判主义的思想光芒。厅中间展览柜中，存放有戴震手稿、乾隆手谕(影印件)等珍贵文物。由戴震研究会、徽州师范专科学校(现更名为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古籍整理研究室、戴震纪念馆编纂的《戴震全集》(共六册)，为今人研究戴震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资料。戴震不仅以其如炬的思想启迪后人，而且以其建造珠塘坝，制服山洪，造福乡里的行动泽被后代。二百多年前，位于屯溪华山岭和杨梅山之间的珠塘，年年梅雨季节，山洪暴发，不仅冲毁沿途农田水稻，而且水淹屯溪，百姓叫苦连天。当时，人们以为洪水为害是珠塘龟精作怪。正值青年的戴震，不信神怪，自告奋勇勘察洪灾现场，提出了防洪抗洪方案。他和地方有识之士一道集资，在珠塘建筑了一座石坝，高达10米，坝顶长43米，宽22米，蓄水约在百万立方米。塘口用石块造一个塘印(闸门)，坝下辟有水沟，直通新安江。平时关闭闸门，以利养殖鱼鸭和灌溉农田。遇到山洪肆虐，当即打开闸门放水，农田不再受涝，屯溪街也不再被淹。戴震一时名震乡里。1965年，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由董必武同志陪同来屯溪视察，闻知二百年前戴震用科学技术兴修水利,为民造福，兴奋地赞扬:“实在了不起！”珠塘坝至今仍然保留完好。这里水深幽静，山高坡陡，舟行其中，堪同巴水蜀水，因而古有“珠塘鸥雨”的胜景之誉。珠塘所在的华山岭已辟为戴震公园，成为游人垂钓、划船和休憩游玩的好场所。戴震的思想深度和学术水平无疑是中国十八世纪的一个高峰。然而，一代宗师的一生却是悲剧性的，直到51岁时，经《四库全书》总纂纪昀(字晓岚)推荐，入《四库全书》馆为专职纂修。53岁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职务。不久，因积劳成疾，死于任上。灵柩由夫人率子运回故乡，葬于屯溪城郊8公里处的休宁县商山乡孝敬村几山头。墓碑上横镌“隆阜戴氏”，中主刻“皇清特赐进士出身，敕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先考东原府君，生妣朱氏孺人合墓”。碑文是戴震的高足弟子段玉裁的女婿，清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所题书。墓地周围，山青水秀，阡陌连绵。墓后层峦叠嶂，苍松滴翠。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