黟籍徽商之综述
徽商，指的是明清以后古徽州府所辖的黟、歙、休宁、绩溪、祁门、婺源六县籍的在外经商服贾的商人或商人集团，俗称“新安商人”、“徽帮”，江西、湖北等地还有称之为“徽州佬”的。黟县作为徽州最古的县份之一，县人经商的发展历程与徽州其他县邑基本同步。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黟县经济一直以农业为主，由于全县是“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与庭院”的自然格局，山多地少，人多田少，粮食一直难以自给，甚至“乐岁才供三月粮”。明清之际，其窘况更为突出。为摆脱生活困境，人们不得不纷纷“重利轻离别，寄身他乡，以服贾为谋生途径”。黟人在四出经商过程中，勤奋节俭，诚实守信，历经数百年艰辛，足迹遍及全国，成为“徽商”集团中一支劲旅。成功后的黟籍徽商以其雄厚的财力，回到家乡创书院办教育、筑庙宇祭神灵、建祠堂聚宗族、置豪宅光门庭，为黟县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丰厚基础，为徽商在历史长河中的影响和作用，书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本文试就黟籍徽商发展的时空历史作一综述，以冀得到方家指教而达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黟籍徽商发展之历程
宋以前，黟县人经商多在本邑，早在南唐时期便有日中而市，定时集散风俗。南唐诗人许坚在《入黟吟》中就写道：“市向晡时散，山经夜后寒。”宋代，黟县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商业已有一定基础。宋罗愿《新安志》记载，宋真宗元禧中（约1019年）黟县上缴盐税542贯，占全州府6915贯的7.8％；上缴商税2100贯，占全州府14796贯的14.2％。时黟县人口为18911口，仅占全州府的9.6％，商税已经明显高于全州人均数。黟人开始利用宁池州府驿道，翻越“北控宣池、南通歙休”的羊栈岭；利用“七省通衢”的渔亭水道，驾帆行舟，将当地特产及手工艺品输出，换回粮食及其他商品。元代歙人方回在《桐江集》中，就曾记载一位黟县商人，远出经商，离家竟达十年之久。
明正德年间的《黟县志》记载：“往者，户口少，地足食，读书力田，无出商贾者。”到了明代中叶，徽州商人已在江南形成人多势众的商帮。明万历时，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写道“商贾之称雄者，江南则称徽州”。时黟县人出外经商亦已逐渐增多，尽管封建正统“农本商末、重农轻商”观念干预，史实少见于官方明确记载，但依然能从志书或其它史料中窥见一二。明黟人黄士琪在《记邑中风土》一诗中就写到“新安多游子，尽是逐蝇头。风气渐成习，持筹遍九州。”明成化年间的屏山村人舒志道、万历年间的古筑村人孙志甫、崇祯年间的张小泉、还有渔亭玛川人史朝宗、六都横冈人吴钟奇等，都是明代黟人外出艰苦创业之优秀者。
黟县古之风俗虽“习向重离土，一闻挟薄资游都会相戒摇手”，到明末清初时已经是“学远游，亦知权低昂，时取予，岁收贾息”（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黟县志》）。清康乾时期，县域人口激增，由明万历十年（1582年）的26450人，增至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126145人。黟人旅外经商人数越来越多，进而蔚然成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黟县志》已将“为商为贾，所在有之，习业久，往来陈椽，资以衣食。”收入风俗篇。纪事至同治末年（1874年）的《黟县乡土志》记载：时黟县总人口为15.5445万人，其中经商人口约4万多人，占总人口数的25.8％，每年仅运至上海销售的茶叶有2000多担。到民国初年，黟县已是“俗重贸易，男子成童，即服贾四方”（民国14年《黟县乡土地理·风俗》）。黟县民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做得生意，囝呀肝心肉；做不得生意，鬼呀活孤幽。”就是当时黟人外出经商的形象写照。
自清代到民国时期的200多年间，黟人经商队伍活动范围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东临淮扬、河海，西至滇黔、关陇，北抵关东、幽燕，南接闽赣、湖广都留有黟县商贾之足迹；尤其在长江流域，还流传有“无徽不城镇，无黟不成市”之说。黟商经营行业以典、钱、布、茶、杂为多，其他如盐业、丝绸、棉纱、药材、木材、米粮、瓷器等亦无业不营。康乾以后，黟人商业资本迅速积累，有的已经达到惊人程度，如乾嘉时期的西递人胡学梓，拥有“七条半街”、“三十六典”资产，人称“江南六大首富”之一；咸同年间的南屏人李宗煝，经营淮盐生意，成为名震江南的巨富豪商；宏村人汪定贵，在杨州、汉口及黟县渔亭开设盐号，成为巨富，返乡花巨资兴建豪宅“承志堂”；清末屏山人舒先庚，主营钱业，兼营其他出口，富甲一方，辛亥革命时，成为九江军政府主要军资提供人等等。
清宣统二年（1910年），黟县徽商孙良生、孙礼和提议与全县绅商创办平粜局，并向外地黟籍徽商劝募，在广安寺修建积谷仓。各地黟人纷纷响应，慷慨解囊。根据捐款名单，当时汉口有孙渭祥、孙西浦、孙滋本堂、晋泰布庄等22家店铺；武穴有叶中成、泰昌庄、安和号等47家店铺，其中包括巴河16家、蕲水1家、龙坪1家；九江有立大庄、庆昌隆、同顺义等42家店铺；安庆有大顺和、吴三馀堂、余隆泰等223家，其中包括黄泥港4家、张家滩4家、正阳关9家、建德3家、石镇2家、石牌1家、枞阳1家、下隅坡1家；上海有余鲁卿、汪蟾清、同昌号等54家店铺、局、行；杭州有金汉章、程棨、吴格凡5家店铺；饶州（鄱阳）有何在泉、永丰号、永和号等35家店铺、行、坊；乐平有叶德大、王顺康、义昌号等32家店铺、栈；景德镇布业有叶德润、姚顺昌盛、叶道生等61家店铺，景德镇药业有利剂堂、汪凤应、来苏堂等16家店铺，景德镇烛业有福昌隆、义泰隆2家店铺，另有鹅湖8家、臧湾3家、马村1家、东浦4家、南安6家、窑里4家店铺；婺源有李霖川、李顺生、三阳号等9家店铺；祁门有同益恒、江利丰、源泰号等5家店铺；屯溪有程省三轩、吴世德堂、李恒隆等63家店铺。
民国初期，黟县徽商依然较为兴盛，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黟人所经营的行业也悄然改变，甚至有商业转向工业。如朱村人朱晋侯由钱庄逐渐转向银行，西递人胡秀钟由经营布匹转向兴办长丰染织厂，还有经营丝绸转向办丝厂，经营中药材转向西药，经营杂货转向经营百货，有的甚至与外商做起生意，经销煤油、五金、化工等商品。抗日战争爆发，对黟人在外经商几乎是毁灭性打击，货源短缺、市场萧条、物价飞涨、社会动乱，使得大多商家关门停业，返回乡里。有的甚至遭遇战火摧毁，如九江、汉口等地，数代人为之奋斗所积攒的产业，顷刻荡然无存。由此，黟县本土的经济也同时蒙受巨大损失，就连六都石山街原有的多家轿行，也因为少有远游客商而全部歇业关门。此后，黟籍徽商之情形每况愈下，其讯息亦逐渐隐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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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黟籍徽商之部分商情
1、芜湖。黟县人在芜湖经商，先以以木材、粮食居多。清嘉庆年间，城区郭门人王立本“贸易湘潭、芜湖两地”（嘉庆《黟县志》）。咸同年间，城区名贤里人余士思“贾于芜湖，获利数万”（《环山余氏宗谱》）。清末民初以后，黟人在芜湖经商，转向钱业为主。城区名贤里人余士英，在芜湖从事钱业，同族人还有余朝旺、余锡荣等。清末，江柏山人范蔚文，幼年丧父，稍长到芜湖学做生意。三年满师，为乡人李金榜（即李宗煝）所赏识，邀至自家商号当店员。后在李金榜等人帮助下做起木材生意，苦心经营数年，逐渐成为芜湖木材巨商之一。进入民国，范蔚文投资钱业，在芜湖开设长余、和太钱庄，还在大通开设聚合钱庄，在九江与二都篷厦的江懋宜开设同和钱庄。
清末，少时的九都朱村人朱晋侯，随父到大通钱庄当学徒。宣统三年（1910年），人立之年的朱晋侯集资白银1万两，到芜湖开办久馀钱庄，诚信待人，逐渐成为同业之冠。民国14年（1925年），集资银圆20万元，创办安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民国17年，又在上海设立分行，并与外商亚细亚煤油公司签订合同，在芜湖经销该公司全部产品。民国27年，集资开设久泰钱庄；民国33年，先后又先后与人合资在芜湖开办久泰源疋头号、久泰裕纱号，成为芜湖商界知名人士，从而被芜湖商界邀请出任地方同业公会集股创办的芜湖裕皖商业银行行长。随着黟县人在芜湖钱业的发展，黟商在芜湖经营的绸布业、杂货业、匹头（土布）业、纱业也很兴旺。民国时期，在芜湖经商的黟人多达300多人。较之有名的店铺还有久泰钱庄、源裕钱庄、鼎昌钱庄、共新布店、共新祥布店、乾泰兴南货店等
2、上海。黟县人在上海经商，以绸缎、布匹、申庄（外埠商店驻上海的办事机构）等行业为主。清末民初，黟县流传有“沪有三卿”之说，指的是四都官路村的汪蟾卿、五都瑶山村的郑良卿、一都双溪姚村的余鲁卿。他们在上海经商有方，颇有成就，凡黟人赴沪上发展都可得到照应。汪蟾卿原在同乡布店当伙计，因为人诚信，又善于接受新事务，后被英商看中，聘为英商公市洋行买办兼帐房，专营进口棉毛纺织品。郑良卿自小前往上海学生意，后在上海新闸北开设了郑裕隆、郑义隆两家大布店。余鲁卿也是随亲友外出学做生意，后在上海英租界宁波路开设恒大布庄，专售染色白土布，远销至南洋群岛、新加坡。
清咸同年间，三都碧山村人汪祖庭祖辈在上海开设了上海公估局。光绪二年（1876年），传至汪祖庭，汪祖庭死后又传至汪立三。上海公估局专门鉴定银元宝成色，信誉很高，上海金融业，包括英商汇丰银行，日商正金、道胜银行的银元宝俱由公估局鉴定，注明成色，加盖“公”字钢印，始可在上海市场流通。上海公估局下设南、北两局，各局有伙计20多人，其中估成色5人、掌天平过秤5人，学徒3～4人，还有茶房、厨子等。时黟县人在公估局做事的有胡冰庵、蔡文蔚、蔡观顺、程炳荣、汪铁梅、汪荣炎、汪启凎、汪庭芳、余培炎、余初惠、程顺明、程其康等。公估局一直延续至民国23年（1934年），国民政府宣布“废两改元”才歇业。
清光绪年间，六都横岗人吴翥经商于上海，先在一家布店当职员，熟谙经商之道后，兼任了英商怡和公司买办，后开办上海协和丝厂、协安丝厂。宣统元年（1909年），又转至无锡，创办源康丝厂，多年经营，获利颇丰，成为上海、无锡一大实业家。
民国19年（1930年），自幼丧父的西递村人胡秀钟，随大伯到上海谋生，先在一家公司当职员，积攒一定资金后，做起染白布生意，数年后在上海创办长丰染织厂，不久又创立长丰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抗日战争期间，该公司生产的白哔叽坯布、直贡呢坯布、华达呢坯布、可与日商的“龙头细布”相抗衡。抗战胜利后，又开设了长康棉布店、大行袜衫厂、大行针织厂、协昌盛棉布号。民国37年，工厂职工、布店职员已由民国35年的600多人增至1000余人。民国期间，黟人在上海开设有锦云祥、九华、德太和、盛泽、大伦等5家绸缎店，有余沅茂、恒大、同昌、大成、益沅、青昌义、郑裕隆、郑义隆、豫大等9家布店，有信昌隆和栈、黄澄甫、卢象记、久馀、金德裕太古昌报关行、胡燮侯太古昌报关行、金伯篪太古昌报关行、胡新民太古昌报关行等8家申庄，有万泰、益沅、益顺、益丰祥4家皮革店、乾记1家茶叶店，永记、恒兴裕等2家洋烛（蜡烛）店，上海公估局1家钱庄，复和栈、永隆2家京货店，上海嘉美罐头印铁、长春嘉美印铁等印铁店2家、协和丝厂1家、新药店1家等。
3、九江。黟县人在九江经商，以经营绸缎、布匹、南货、茶叶业等行业为主。清咸同年间，宏村人汪定贵到九江，开设源顺糖号，积累一定资金后，转经营盐业，并在扬州、汉口及本埠渔亭开设盐号，富甲一方。清末，十都奇墅人韩毓堂在九江创办“沅茂”茶庄堂号，经营茶叶、南北货，以批发为主，兼营零售。店内自设糕饼坊、茶叶精加工作坊。每年从黟县、江西武宁等地收购毛茶，精制绿茶、花茶应市，远销上海、杭州、安庆、芜湖、赣州等地。
清末民初，关麓村人汪白怀、黄村人黄碧芙，两人集资白银1.3万两，开设大盛丝绸庄，以批发为主，商品远销皖北、江西等地。店铺先由西递人胡保书管事；民国13年（1924年），胡病逝，由黄村人黄惇一管事。黄曾任九江商会副会长，善经营，重信用，其批发除供应本市，还销往安徽、湖北、江西、上海等地，利润丰厚，以致九江新安银行流动资金紧张时都得到大盛调剂。不久，汪、黄又在九江开设大丰绸庄，专事零售。
清光绪三年（1877年），11岁的屏山人舒先庚，随姨夫胡逸卿到九江读书。第二年便到瑞昌一杂货商店为学徒，满师后在九江创办钱业，后兼营土产、杂粮出口业务，卓有声誉。民国初年，出任九江总商会会长，后又独资创办裕兴织布厂、裕生火柴厂。清末民初，黟县人在九江经商者，多得舒先庚帮协。民国20年（1931年），黄村人黄达衡与金甫仁集资，在九江张官弄附近开设了“九·一八”国货商店，专营国货，抑制日货。当时，在九江经商的黟县青年人联络其他徽州同乡，成立了“良心救国会”，经常在九江新安里的新安会馆内集会，并举办“中日商品展览”，帮助市民识别，便于抵制日货。黄、金两人均系爱国青年，积极参与其中，后黄达衡被当局拘捕，经黟县同乡营救出狱，离开九江。“九·一八”国货商店由南屏人叶滋生接手继续经营，所售商品已不是全国货了。民国时期，黟人在九江开设有大盛、久华、裕大、华伦、永太祥、一元、大丰、三益祥、孙元盛、锦新、孙大成、同福等12家绸缎布店，有沅顺、沅茂、永和、裕茂、益和隆、恒和、兴泰隆、万茂、源盛、鼎昌、益和等11家茶叶南货店，有新安银行、咸康钱庄、同德钱庄、益丰钱庄等4家钱庄，有九一八国货商店1家百货店，有叶德记、永太安、太和昌、永和昌、利成荣、太和利、福绪昌等7家报关栈，有同和、李怡和、同兴祥等3家蜡烛店，有中英、太和等2家药房。
4、景德镇。黟县人在景德镇经商，以经营钱庄、布匹、百货、药业、南货等行业为主。“清末民初以后，旅景的徽州人是以黟县人为中心的。旧徽州一府六县，旅景徽人之众，首推黟县……由于黟县人占优势，其他（徽州）五县人一般都学讲黟县话，故在徽商的各行各业中通行黟县话。（《景德镇徽帮》景德镇文史资料第九辑）”光绪十年（1884年），景德镇遭遇特大水灾，“黟商贸易侨居者数千人遭此无妄之灾，损失甚巨，并淹毙多人。”（《黟县四志》）
清朝同治年间，四都古筑村人孙开初，少时随继母到景德镇，进大有恒钱庄学徒，满师后成为该钱庄股东，后又开设瑞丰恒钱庄、人和布店、孙大和布店、信义布店，成为富商。清朝咸治年间，三都碧山村何廷之，家境贫寒，13岁到景德镇学打络子（包装瓷器手艺），光绪十年（1884年），用20年积攒资金在迎瑞弄口摆一杂货摊。十余年后，在斗富弄开设何亨顺油盐店，以后又经理上海各烟草公司香烟，开设了何广友钱庄、共和酒楼、公和第一圃、裕丰源粮行，并相继购置房产百余栋，成为景德镇“三尊大佛”之一的巨富。民国初年，六都西递村人胡逢治，15岁到景德镇友新布店学徒，23岁被提升为经理。抗战期间，原店主无意经营，胡逢治租下店面，仅凭8匹龙头细布资金开设华昌布店，到建国前夕，华昌布店已拥有3600匹龙头细布资金、20多名店员，跻身景德镇大布店行列。仅凭8匹白布发家在景德镇徽商中广为流传。民国15年（1926年）第五期第1卷的《黟山青年》记载：黟人在景德镇开设有大有恒、吴隆元、瑞丰恒、舒志成、元兴昌、怡和昌、恒和源、泰亨、钧馀、永生、怡生、广有、立昌、同馀、永亨、坤和、利顺、利亨、元昌、永生隆、信复隆、源通、协祥、大有、聚隆、盈昌厚、恒昌祥、瑞源、均和、润生、馀生、同昌茂、裕泰、生泰、元兴祥、同益、怡昌、福昌、大成、万隆、聚成、永茂昌等42家钱庄；有永和、顺和、怡诚、叶道生、叶德润、叶和生、大源长、永兴恒、怡记、瑞和、元成永、永兴元、益丰、北诚、春发祥、永生祥、馀记、宝顺、震泰恒、肇元、德成、恒足、华丰、人和、裕成福、祥丰、松和、复昌、福元、源昌隆、原美、信成、立丰、立成、裕昌、裕隆、长泰和、永高、义源福、协和祥、致和、顺昌、永丰、义昌、顺泰、永生恒、和盛祥、怡昌、裕丰、恒生、瑞丰、福和、瑞昌恒、怡隆、同成德、利元、茂记、泉全昌、晋昌隆、德元、大兴、松和分号等62家布店；有时生、宏发、天和、邦达、恒顺、亿生、恒隆、裕长厚、元和、泰顺、信诚、源大昌、顺达、义和源等15家南货店；有吉祥行、黄公兴、大生厂、大生中所、大生东所、大生南所、亨顺、集成、利康、大道、公和豫、泰翔黄等12家粮油盐店；有五洲药房（附怡诚栈）、汪仁发、义生（附中英药房）、老庆记分号（附中西药房）等4家京广货店；有福昌隆、李长发、天长发、福昌隆支店、元生、源发顺、叶德美、道和祥、大纶、新华、美华、振华等12家烛纸印刷店；有新泰、鼎新、义丰、胡福润等4家酱坊、有胡立泰、和生、泰成、徐记、康成、立济等6家染坊；有利济、香山、来苏、泰山、永春生、利庆等6家药材店；有代理太古车糖的元生糖栈、代理美孚煤油的何祥记、代理美孚煤油的何光裕、代理太古保险的王覃赤等4家代理商店，还有土特产山货店近30家、熟食店1家。经商黟县人达到2000多人。
5、杭州。明崇祯年间（1628），黟县人张小泉与儿子张近高前往杭州，在吴山麓大井巷觅地一块，搭棚设灶，锻制剪刀，仍以在黟县的店号“张大隆”为记，生意十分兴隆。清康熙二年（1663年），为防别家冒用张大隆招牌出售剪刀，张小泉把招牌改用自己名字“张小泉”。张小泉过世后，其子张近高继承父业，在张小泉三字下，加上“近记”两字以便顾客识别。乾隆年间，张近高的儿子张树庭接手父业，适逢清乾隆南游至杭，曾微服到店买剪，事后责成浙江专办贡品的织造衙门，进贡张小泉剪刀为宫用之剪，从此“张小泉”剪刀名声大振，生意越发红火。宣统二年（1910），“张小泉”剪刀在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上获得银质奖；民国4年（1915），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二等奖；民国18年，在首届西博会获得特等奖；建国以后，三次全国民用剪刀评比均获第一名。如今，“张小泉”品牌已经成为全国刀剪行业中唯一的中国驰名商标。
清代，黟县人在杭州经商，以经营绸缎、绸厂业为主。光绪年间，二都潭川人程文镐，幼年家境贫寒，前往杭州当学徒，满师后替人帮工，中年稍有积蓄，自己开设德泰和绸庄，并在上海、屯溪、休宁设分号；其子程心锦继承父业，以善于经营著称，享有较高声誉，曾当选杭州市商会理事长、杭州市丝绸产销联营公司总经理，浙江省商会理事。杭州解放前夕，为护城护产，迎接解放军进城作了大量工作。民国期间，黟人在杭州开设有德泰和、锦云祥、汇丰、天赉、鸿福、伟章、同泰昌等7家绸厂，有德记和、聚和祥、久伦祥等多家绸庄。
6、安庆。黟县人在安庆经商，以经营粮油业、钱庄为主。清末民初，黟县人在安庆开设有多家油号、粮号、钱庄，规模较大的有李义太油号、谦益油号、同康和粮号、怡兴钱庄、恒大钱庄等。
黟县城中人程庆福在安庆八卦门内的司下坡开设怡兴钱庄，其子程鸣銮接收后，生意越发兴旺，在徽商中享有很高威信。民国3年（1914年），安庆商务总会易名安徽省城总商会，并进行改选，程鸣銮击败众多对手，当选安徽省城总商会会长，并连任两届，为黟县商人在安庆发展奠定有利条件。黟人余世雄开设同康和粮号，规模较大，其为人也豪爽，被黟人推举为安庆黟县同乡会理事长。建国后，曾当任民建安庆市主任委员、安庆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7、屯溪。黟县人在屯溪经商，以经营茶叶、药材、南北货、布匹等为主。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五都瑶山人程德宜、程德盈在屯溪开设程德馨酱园，后由程贡珍、程振声接手，经过数十年经营，成为徽州业务最大的酱园，名牌产品“三伏酱油”畅销省内、外。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黟县茶商余伯陶（“祁红”创始人余干臣之子）在长干塝开设福和昌茶号，在钻研精制红茶技术上，改进绿茶制作技艺。他在“珍眉”中提取“抽芯”进行精制，首创“抽芯珍眉”，远销上海，誉满茶界。
光绪年间，14岁的黟县石村人程燮卿，前往屯溪同德仁药店当学徒。学徒满师，因勤勉有为，深得店老板喜欢，留于店中擢升到柜上管账。时值清末，“同德仁”资金亏损殆尽，无力继续经营。“万康钱庄”股东黟县人胡德宝、孙慕之等人集资顶进，实行增资扩股。光绪二十五年（1900），“同德仁”股东起用年仅24岁的程燮卿担任经理，很快“同德仁”扭转了多年亏损局面。程燮卿担任经理13年，“同德仁”业务量超过屯溪原有三家老店，并在休宁万安镇，祁门祁山镇，黟县渔亭镇等处设立分号，使该店由原来的几人企业发展到百人以上的大店，成为徽州最大的中药店。民国期间，黟县人在屯溪开设有余福泰南货店、同益南货店、震大布店、厚裕钱庄、怡和祥纸店、九华布店以及程省三轩、吴世德堂、李恒隆、李怡隆、胡慎德堂、程承德堂、孙承德堂、兆成号、汪庆善堂、瑞和祥、胡荣记、江同有裕、胡履福堂、中西药房等多家店铺。
8、汉口。黟县人在汉口经商，以经营金融、布业为主。嘉庆《黟县志》曾记，乾隆间，黟商汪廷榜“少业贾至汉口”。清末，黟人开设有致祥、友通等20多家钱庄。民国初期，汉口的黄波银行经理孙受初、裕康银行经理范浙门、樊城官钱局局长孙襄其等都是黟县人。
清末民初，黟县古筑村人孙理和，少时到汉口当学徒，满师后进入钱庄当伙计，后相继任管帐、经理。克勤克俭，能文谙医，精于营商，据说只看一眼可知一串钱的数目，终成巨商大贾。民国初年，与官方合办汉口水电公司，并创办钱业公会汇划所。与孙理和同村的孙志堂，少时在祁门柏溪一商店当学徒，满师后前往汉口，在葆和祥布店当店员。由于勤勉信实，晋升为经理，后来还担任汉口纱业公会主席。民国8年（1919年），孙志堂募股筹金，开办武昌裕华纱厂，担任总经理。时汉口日商泰安纱厂仰慕其才能，以高薪聘请为顾问，孙志堂拒绝不就。民国时期，黟县人在汉口经商以古筑村孙姓居多，其中有孙渭祥、孙西浦、孙继志、孙滋本、孙宝珊、孙志堂、孙理和、孙襄其、孙儆愚、孙萼庭、孙会亭、孙涤生、孙受初等人。
9、武穴。武穴是湖北省靠长江的重要商埠，黟人在武穴经商，以经营钱庄、绸缎、布匹等为主。清光绪年间，黟县南屏村人叶芳浓，前往湖北武穴商店学徒。满师后自己开设叶中和布店，并参加同盟会，以布店为掩护，进行推翻满清帝制活动。民国后，叶芳浓拒绝从政，继续经商，被武穴商民选为商会会长。他先后筹办了武穴利济趸船公司、广武汽车公司。
黟县人在武穴开有各种商店数十家，南屏叶姓店铺居多，如叶中成、叶中和、叶聚源、叶香甫、叶春华、叶玉卿、叶长源等人，其中叶中成店产，就占武穴半条街，当地人称他为“叶半街”。
清朝以后，在外埠经商的黟县富商还有：乾隆年间，六都西递人胡学梓，在江西鄱阳等地经营粮油业，将粮运到祁门、黟县、太平等地出售，再把皖南土特产销往江西。后在武汉、九江、芜湖、南京等地开设当铺、钱庄、布店等，成为“江南六大首富”之一。道光年间的五都南屏人李宗煝，少年随亲友前往大通和悦州从商学徒。满师后独立开店，惨淡经营数十年，由经营南货、木材转向淮盐，终成名震江南的巨富徽商。清末民初，六都西递村人胡宝光，13岁离家出外当学徒。满师后做外帐、内帐、管事。民国20年（1931年），在西安与人合伙开设“乾康隆”钱庄，后又开设“会源长”瓷器店，并以后陆续在郑州、景德镇、乐平等地开设多家店铺，成为民国期间黟县在外经商之佼佼者。民国时期，三都碧山人汪汀甫，在大通和悦州开设厚馀钱庄，颇有名声；后兼任大通招商局趸船买办、大通钱业理事长、大通商会会长。二都岭下村人汪礼卿，在宣城集股开设慎康钱庄，曾当选为宣城商会会长。
黟籍徽商之综述 - 云人 - 槐渠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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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黟籍徽商之经营特征
1、艰辛起家，吃苦耐劳。黟人外出做生意，多为生活所迫，家境不好，少有本钱。有的是倾尽家中所有作为本钱，从小本生意做起。清末，景德镇大有恒钱庄大股东、四都古筑村人孙锡亨，初到景德镇便是携带薄资在十八桥卖冷粉为生，稍有积蓄后才投股经营，逐渐发迹。黟人从小出外学做生意，也多为家境贫寒，不少是因幼年丧父、母或家门遭不幸。道光年间，一代富商五都南屏村李宗煝，即幼年丧父，出外当学徒，家中无力支付盘缠，其老母只好解下家中几挂钥匙上的十余枚铜线，作为路费补贴。民国时期，在上海创立长丰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的六都西递村人胡秀钟，也是幼年丧父，随大伯到上海谋生。有的黟人出外做生意连本钱都难以凑齐，只得向大户人家借贷。清乾隆年间，黟人汪廷榜便是用借贷来的银两作为本钱，经商于汉口。时“黟俗尚贸易，凡无资者，多贷于大户家，以为事业蓄计。”（方承风《训导汪庭榜墓志铭》）黟人经商资金的积累，一般都得历经数代才能达到一定规模。
黟人经商方式多样，吃苦耐劳居为首位。有的通过长途贩运，在贱买贵卖中取得利润。清乾隆年间，西递人胡学梓，在休宁万安店铺学徒三年满师后，便远赴江西鄱阳，投资建粮仓，采购稻米，经阊江水路、西武古道，运至祁门、黟县、太平等地出售，再将家乡的茶叶、木头等土特产运往外地销售，从而逐渐发家。乾隆年间，黟商人郑嘉莲“尝于桐城金山墩卖米，自江西运之”。（嘉庆《黟县志》）长途贩运非常辛苦，风险大，时间长，有时一年半载难以返回，有时路遇不测会血本无归而酿成悲剧。
他们有的通过囤积，在缺货时高价抛出赚取丰厚利润。清咸丰年间，正值太平天国战争，五都关麓商人汪昭敩在众商家不敢经营的时候，在安庆石牌（现怀宁县）贱价收购了一批桕子油囤积起来。战后，市场桕子油奇缺，汪昭敩用高价售出，发了大财，成为当时关麓村汪姓家族中在外经商最成功者。清朝末年，县城孙家坦一孙姓人在大通经商，时年大旱，由上水而下的木头滞销，孙某不顾同业人们嗤笑，用低价收进大量木头。第二年，长江发大水，淹没不少房屋。灾后，沿江木头价格数倍增涨，孙某也因此成为大通巨商。
他们有的通过前店后坊，根据市场需要，店内加工，以优质商品博得利润。民国初期，西递村人胡实甫与历下村人余柏陶在屯溪合资开设余福泰南北货店，非常畅销的“双盖龙凤红烛”便是该店自身加工而成。先用灯草制灯芯，桕油制成烛坯，外加盖用白蜡或牙蜡、红油颜料配制的溶液，双盖即重复两次，然后在表面凸雕成龙凤模型，涂上金粉故称之“双盖龙凤红烛”。不仅深受顾客欢迎，而且畅销外埠，历久不衰。黟县人开设的南北货店，几乎家家后设糕饼作坊，顾客可以进入后坊，观看月饼、茶食、葱卷等糕点的制作流程和所用原料，并让客人先品尝，后购买。百余年来，黟县糕点在沿江数省一直享有盛誉。屯溪黟人开设的“同德仁”药店，自己配制中成药，在配制“金鹿丸”时，事先将鹿游街示众，然后当从宰杀，配制丸药，并请医界名流监制，以提高“金鹿丸”信誉度，从而带动其他商品销售量。
2、结伙经商，乡党帮衬。黟人外出经商，往往结伙而行。在群体中，或因为宗族亲戚关系，或因为乡里朋友关系，也因为财力关系，自然会形成一位或数位首领，众人即围绕首领进行经营，听从其指挥，大家协同行动。一旦有事，相互帮衬，在当地商界形成一定影响。在众多黟人拥戴下，这些首领往往会成为经营地商界领袖。如屏山村的舒先庚、古筑村的孙理和、黟城横沟弦的程鸣銮、二都潭川的程心锦等人都在各自经商地担任了商会会长或理事长。这些商界领袖同时又照应和帮助了自己的同宗族、同乡里的生意。
清代中叶以后，黟人经商以乡都、宗族集中在某一地域现象更为突出。如四都古筑村孙姓在湖北汉口经商居多；五都南屏叶姓经商，多汇集在湖北武穴一带；九都屏山舒姓不少人经商在江西九江；六都西递胡姓许多人经商在江西景德镇；四都关麓村汪姓从清乾隆中期开始就多在安庆、潜山、枞阳一带经商；城区环山余姓经商多集中在芜湖一带。道光《黟县续志》载：“徽州人以商贾为业，宏村名望族为贾于浙之杭（州）、绍（兴）间者尤多。
咸丰年间，六都西递胡姓到景德镇经商从业者逐渐增多，到清末民初，已经有200多人。旅景西递胡姓因此成立“西递胡姓明经会”，每年开会一次，商讨有关事项；会员生意上有什么问题，会里可以商讨帮助。民国时期，黟人外出经商已经逐渐打破乡都、宗族汇集一处的局限，不少外埠黟县商人就自发组成黟县同乡会。同乡会商讨、协调、帮助黟县人在生意、生活、社交等方面事项。在安庆经商的城区明贤里人余世雄，曾担任过安庆黟县同乡会理事长；在芜湖经商的九都屏山人舒元榜，曾担任过芜湖黟县同乡会会长。
民国10年（1921年），以旅外黟县商界为主的青年人成立“黟山青年励志会”。这是一个跨区域的黟县徽帮组织，总会设在上海，芜湖、九江、济南、景德镇、乐平、安庆等地都设有分会。其宗旨之一就是维护旅外黟商权益，帮助旅外黟商解困。民国13年，十都奇墅村人韩席珍在湖口县经商，受当地政府开募有利证券承包人的勒索、强募，求助于黟山青年励志会九江分会，九江分会当即致电湖口县知事，要求“详赐察核，准予一面撤销该保董擅为代书之洋条，一面严究该该保董擅作威作福实施之行为，以免欺罔，而安商业。”湖口县黟县商人众多，黟山青年励志会也颇有影响，湖口县接电后即“主持正义，秉公核办”。事后，韩席珍致函九江分会说：“异地乡晚，感德良深。用特鸣谢，尚希遇事励志，乡梓受益，实无涯耳。”
3、贾而好儒，重义诚信。黟县自古崇儒尚文，蔚成风气。黟人经商都有一定儒学基础，十二三岁出外当学徒之前必经先生启蒙读书，即使是再困难家庭也是如此。如幼年丧父的李宗煝、范蔚文等，他们都读过数年私塾。有的人经商后，依然学习不停，读书不止。九都朱村人朱光宅，是朱熹21世孙，他随父经商，贾而能文，就是学士能通史者亦逊其精熟。清道光年间，九都屏山人舒遵刚，14岁便随父亲到江西鄱阳经商。他一有空就研习《四书》、《五经》，每夜攻读，三更乃止。“句解字释，恨不能专习儒业”（《黟县三志》）。儒商胡春帆 “舟车往返，必载书箧自随”、“全家老小概不锦衣美食，惟独肯花钱买书”。
黟县人行贾经商，向来尊崇“贾而好儒，以儒施贾，诚实守信，以义为先”，并以此作为衡量商家道德之标准。九都屏山人舒遵刚经商，精计算、善权衡，年未三十，即以营商致富，却无市肆狡诈之习。他言：“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皆自竭其流也。人但知奢侈之过，而不知吝惜之为过，皆不明于源流之说也。”他对“义”与“利”的关系有着独到见解。曾说：“圣人言，生材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又说“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当时，大家都私下不大相信他说的话，舒遵刚就全力去这样做。他乐善好施，在鄱阳带头倡建朱文公书院。道光11年（1831年），鄱阳（时为饶州）所属数县遭受水灾，他倡施钱粥，以救水灾疫患，“饶人啧啧叹美”。（《黟县三志》）由于得到当地民众的称赞，舒遵刚的生意也就越做越大。
清同治年间，十一都人汪琴到广东做茶叶生意。同邑有位叫叶甲的也贩茶到广东，但茶叶未售出，人突然暴病而亡。汪琴与叶甲本不认识，但了解原委后，立即出面为叶甲打理后事，并代其将茶叶售出，将全部茶款如数汇到叶甲家中。五都钟山人金华英善经商，颇有建树，时与同邑朋友范某一道在外经商。范某有位儿子“不善治生，范以数十金付华英经纪”。几年后，范某去世，其儿子果然耗尽家产，金华英便经常给予救济。后来，金华英得了重病，临终前将范某召至床前，一一说明他的父亲付托之意，“以金归子，则获利千矣”。（《黟县三志》）
清光绪年间，六都西递村人胡荣命在江西吴城县经商。荣命一生以诚待人，重义为先，“临材而不苟取”。五十多年经商生涯，他的店铺在当地树立了极好的商业信誉，店号名气很大。胡荣命晚年回乡养老，因而歇店关张，有人想承接他的店铺，提出用高价买下其店号招牌。胡荣命说：“假如真是讲诚信，何故要借用我的店名呢？店号招牌卖出后，他一旦不讲诚信，终会连累我数十年名声。”坚决拒绝之。
黟人经商讲究和气生财，对客户倍加尊重，视客户为衣食父母。客户进门，立即起身，笑脸相迎，有问必答，千挑不烦，百拣不厌。始终认为“生意不做仁义在，此次不成下次来”，布店、南杂店大多在店堂设坐椅、茶水供以休息。老主顾购货，可以赊销，乡村客户还可以待秋粮上场结帐。远程客户，招待食宿；大宗生意，送货上门，甚至还帮助客户解决、协调、筹划生意之外的事项。清同治年间，二都汤蜀人汤永懿在祁门经商。当时与祁门相邻的江西浮梁一些船户和祁门人争埠头，越闹越凶，船户们已经聚集成群准备械斗。汤永懿见情势危急，立即出面找到双方领头，“动以利害，晓以大义”极力好言相劝。坦诚地说：“我们黟县百姓吃粮多靠你们江西供应，你们诚信贩粮，不杂沙、水，徽州人得到不少实惠。有问题可以好商量，没有不能解决的。在汤永懿的调停下，埠头之争终得平息，汤永懿也成为祁门商界有名望之人。
4、乐善好施，以利践义。黟人经商历来以节俭为本，认为“富从升合起，贫因不俭来”；他们历经艰辛而发迹后，十分重视以利践义。“俭而好礼，吝啬而负气，家赀累万，垂老不衣绢帛，千里履屩，襆被自携，锱铢升斗见于面干糇必报。然急公趋义，或输边储，或建官廨，或筑城隍，或赈饥恤难，或学田、道路、山桥、水堰之属，输金千万而不惜。”（《黟县三志》）。
慷慨捐资，修桥筑路。清乾隆年间，六都西递村人胡学梓的祖父胡炳培，早年曾“以千金修石山至西递石板路；五百金助建石山凤凰桥”（《五世传知录》）。后来，其孙胡学梓成为江南六大首富之一后，独资重修休宁齐云山登封桥、七都霭冈桥，襄造渔亭永济桥，修造黟县及歙、休、祁县大路九处，“前后费白金逾八万两，置义渡、义冢（渔亭六亩湾、六都茶陇山）、舍棺助痉、散药施茶、诸事阅数十年，为之不倦” （《五世传知录》）。道光年间，胡学梓之子胡元熙出资重修歙县太平桥，该桥长279米、宽6.9米、高9.5米，为安徽省现存最长的联拱古石桥。乾隆二十四年（1739年），七都渔亭人杨乃贤捐资修建渔亭永济桥，工程一半，杨乃贤去世，资金告罄。其子杨天培继承父业，继续捐资，直到该桥竣工。
乾隆年间，四都古筑商人孙洪维告老回乡后，独资修建西武岭石板路，并把行李搬到工地，住在工棚，对工程进度和质量进行全面监督。石板路修成后，孙洪维派人连续数月守候于岭上，倾听来往行人对工程的评价。一次一挑夫挑油，不小心滑倒，油担打翻。挑夫说，晴天好过，雨天打滑。孙洪维听了深表歉意，一面赔偿了挑夫的损失，一面又雇工匠在石板上凿以防滑槽，并在石板的一端凿上匠工号，以示责任。光绪年间，五都南屏人李宗煝，捐资铺设青阳至大通的青石板大道。清光绪末年，六都横岗人吴翥成为上海、无锡一大实业家后，捐资6万元，在无锡建造了“黄埠墩洋桥”。吴翥病逝后，无锡人感其德将此钢桥更名为“吴桥”，并将其灵牌恭送至惠山山麓的尊贤祠。在家乡，吴翥还捐款万余元，修建石山挹秀桥。江柏山人范蔚文捐资将柏山村木桥，改建成石桥，题名“廉让桥”，又捐资修造城东小东门桥。
赈饥恤难，兴修水堰。清乾隆年间，在汉口经商的黟商汪廷瑞，捐资修建黟县小东门外河坝；西递人胡学梓每遇“岁歉，赈族，前后计米6000余石”（《五世传知录》）。清光绪年间，“晋、豫大饥，燕、齐、苏、皖、粤大水”，在大通经商的南屏人李宗煝“助赈八万两”，并且“独修铜陵江堤七千数百丈以卫民田，费银逾万。”在家乡，他对“乡里孀嫠”亦“月致钱米，年馈膏火”。光绪四年（1878年），清廷以其输赈有功，议叙道员，分发江苏，并赠三代二品封典。宣统二年（1910年），在汉口经商的四都古筑村人孙志堂、孙理和，捐资万金，在家乡修复古筑石堨，使数百亩良田，水旱无虞。清末民初，范蔚文在芜湖经商致富后，回到村中建义仓，备荒赈济，施药救济贫苦病人和资助穷人殡葬。民国18年（1929年）石村人程燮卿在屯溪任同德仁药店经理，筹资1100余元银洋，从上海购置水龙、水枪，组建屯溪第一个消防救火会——福安洋龙救火会。
尊儒崇文，投资教育。九都屏山人舒大信经商江右（江西），乾隆年间，“修东山道院，旁置屋十余楹，为族人读书地。邑人议建书院，大信捐二千四百金助之”（嘉庆《黟县志》）。道光五年（1825年），黟县议建考棚，不两月，绅商集资三万余金（道光《徽州府志》）。嘉庆初年，邑议建书院，胡学梓捐白金五千两，作为启动资金。其后，他的儿子胡尚增又捐银一万五千两修建碧阳书院，并推为董事，主持书院的筹建工作。后“又捐建癸酉桥、修学宫、成考棚、治歙休祁黟道路，捐助紫阳书院膏火”（《五世传知录》）。
清光绪年间，李宗煝致富后，在大通捐资修建徽州会馆，凡徽州人去江北营商或赶考求学，都可免费食宿其中。晚年回到家乡后，在西递、南屏、陈闾村办起三所免费私塾，以供贫穷子弟入学读书。不仅捐资千金修复碧阳书院，还一度包下碧阳书院的全部灯油费。不仅捐赠国子监《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而且出资授刻《徐骑省集》、《新安志》、《癸巳存稿》、《七家后汉书》、《金正希集》、《汪南士集》、《续古文辞类断》、《紫石泉山房诗钞》、《紫石泉山房文钞》等多部郡先贤著作。所印之书，多以赠人，计费不下万金。
民国3年（1914年），吴翥捐资3万银元，在家乡横岗村创建私立敬业小学，该校占地十余亩，历时3年建成，校内有大礼堂、教室、办公室、宿舍、饭厅、厨房，还有运动场，有供实验用的物理、化学食品，动、植物标本，教学挂图，体育运动器材，还备有校帽、校服、鞋，供高年级学生春秋两季旅行之用。同时，还资助县邑刻印《黟县四志》。吴翥病逝后，其在沪眷属，将吴家在上海敬业里的房租收入，划作学校经费，使学校仍能正常开展教学活动。民国18年，范蔚文捐资4000银元，在县城城隍山创办私立蔚文小学，对贫寒人家子女，免费入学，并把座落在芜湖一所房产的租金（每年1920元）作为蔚文小学日常教育教学经费，使学校得以长期正常运转，直至抗日战争爆发。
5、扩大营业，添置家产。黟人经商发迹后，一方面依然是“家居务简朴，城市无茶馆、酒肆冲处，仅有之亦苦茗一盂，无衣冠人至，不足言馆”（嘉庆《黟县志》）；另一方面除以利践义，多做善事外，还注意不断扩大自己所经营的事业，或者注意调整经营方向，扩大经营领域，有的甚至将资金投向工业生产，开办厂矿等企业。清同治年间，五都南屏人李宗煝营运淮盐发家后，便投放巨资在长江口岸修建招商局码头，并建造铜陵过江的第一艘大型趸船，开始涉足于水运。民国期间，六都西递村人胡实甫，在上海经商，拥有乾记茶栈、含记丝庄等产业，资产累万。当得知屯溪“同德仁”药店面临最困难之时，毅然抽出资金投入“同德仁”，使其百年老店店得以恢复生气并再度发展。民国20年（1931年），担任“同德仁”经理的黟县人程燮卿，邀股集资银元3600元，在县城创办黟县第一座发电厂，名曰“黟县光寰电气厂”。民国初年，四都古筑人孙志堂，先在汉口葆和祥店当店员，后自己独立经营布帛；赢利后，将资金转入生产领域，创办汉口裕华纱厂，后发展到7个分厂，产品一面供自己店铺销售，一面销往外埠，利润剧增。四都古筑人孙理和，先在汉口开设致祥钱庄，后与官方合办汉口水电公司，供应城市居民照明用电和生活自来水，成为汉口大实业家。县城郭门前街人汪廷瑞在景德镇做生意致富后，先后在景德镇购置街面店屋32幢，并在黟县和鄱阳购置大片田地，取得不动产的租金收入和本身价格的升值，后又将资金转移至上海购置产业，继续发展。
黟人经商在外，拼搏数十年致富后，回归故园，大多修建房屋，颐养天年。六都西递村人胡学梓祖孙三代，前后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约120多年。他们先后在西递村兴建多幢建筑，如“走马楼”、“惇仁堂”、“履福堂”、“膺福堂”、“笃敬堂”、“笃谊堂”、“迪吉堂”、“追慕堂”等。清朝同治年间，四都关麓村“承德堂”始祖汪国仁八支后裔，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主要经营土特产、钱庄、典质、绸布等，发财后相继在家乡建造住宅，形成一片连体聚居群，人称“八大家”。“八大家”共有三间楼房16幢、四合楼房2幢、学堂厅1幢、书斋屋1幢，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八大家”房屋建筑风格基本统一，且有门户相互通联，楼与楼之间联成一体，充分体现出徽州宗族文化理念。清朝末期，宏村盐商汪定贵，积累资金后，在家乡兴建豪宅“承志堂”。“承志堂”规模恢宏，全屋有7套楼层、9个天井、60个大小房间，136根落地柱，另有前院、后院、花园等附属建筑，成为徽州建筑的经典作品。
数百年来，黟籍徽商始终活跃在全国各地，即使是在时局动荡，社会交替之际的艰难困境中，黟人在外经商群中依然有不少人士坚守祖传产业，继续博弈于商海。他们子继父业、孙承祖业，就这样在外长期寄寓下来。直到今天，大江南北依然有着数以万计的黟人后裔博弈在商海贾场中，延续着数百年前的辉煌，这是历史上黟籍徽商留给家乡父老的最大一笔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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