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探寻：从休宁看徽州的文风与教育
徽州自古文风昌盛，教育发达，被誉为“东南邹鲁”。休宁的情况就是其一个具体反映。
重文重教的习俗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早期生活的土著人是山越人。东汉末年以后，北方中原一带由于战乱频仍，人们纷纷渡江南迁。徽州由于地靠江南，处“万山丛中”，《徽州府志》上记其“形势”是：“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因此，如世外桃源，许多迁徙的中原名家士族在此获得避难安居之所。纵观徽州移民的历史，有三次高潮，即魏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唐末的黄巢起义和两宋时期的“靖康南渡”，这其中尤以“黄巢之乱”为著，一次就迁居来近二十个姓族。他们迁到徽州以后，一方面带来了发达的中原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技术，从而整合、改造了原徽州本土的丛林经济；另一方面，是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文化，以教化乡里，礼授社会，“起学校、习礼容”，习俗由此渐变，“尚武之风显于梁陈，右文之习振于唐宋”。
徽州又是一个宗族社会。中原的世家望族迁徙到徽州以后，聚族而居，注重血统，宗法观念十分强烈。强烈的宗族意识，总是使徽州的各个氏族，不忘祖上曾有的显赫；宗法制度的强化、宗族活动的开展，又总是在各个方面加深这种宗族的记忆，总是以如何“亢吾宗”作为宗族发展的最高追求，而这却由于在中国封建社会，唯有士而入仕才社会地位最高。于是，“士农工商”尽管在徽州人心目中已不是一种等级次序，但“士”的追求却还是徽州人的第一追求。于是，各宗族总是把为学业儒以及第取士作为对族内子弟的最高要求，倡兴文风，重视教育，家家户户总是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
这种重文重教的风气，至少是在唐朝后期就业已形成。南宋淳熙时的《新安志》就曾记：“其（新安》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寝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南宋以后，由于受朱子之学的影响，徽州的文风更为昌盛，彬彬乎多文士，为士者更明义理，儒风独茂。休宁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说：“新安自紫阳峰峻，先儒名贤比肩接踵，迄今风尚醇朴，虽避材陋室，肩圣贤而躬实践者，指盖不胜屈也。”这些先儒名贤，恪守朱子之学，强化着对徽州的明理达义的教化，由是更加醇厚徽州的文风、儒风。元未明初休宁学者赵汸在《商山书院学田记》中记道：“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故四方谓东南邹鲁。其成德达材之出为世用者，代有人焉。”至明清，民众对教育则更加重视，“一人不读书，不如一头猪；一家不读书，一家一窝猪”的俗语，便是最好的诠释。
所以，重文重教在徽州是一个厚重成熟的习俗，也是千百年来的传统。休宁的情况也正是这样。
昌盛的文风
说道徽州文风昌盛，是说自古至今，徽州人是：日常皆好读书习文，大户大族人家如此，小户小姓人家亦这样。此风歙县和休宁最甚，弘治《徽州府志》“风俗”记载：“旧志六县，山壤限隔，俗或不同，歙附郭其俗与休宁近，读书力田，间事商贾。”读书总是第一位的；居而皆多礼仪，至少是在明代，徽州就有“礼仪之邦”之誉。清休宁茗洲的一个吴氏家庭在其《家典》中则更是明确提出：“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
于是，在徽州、在休宁：
——藏书之风极甚。据文献记载，徽州是：“远山僻地，莫不有师有学，有书史之藏。”尤其是徽州私人藏书，誉满书林。如南宋绩溪人胡仔藏书极富，仅从中采撷各家诗而纂成的《苕溪渔隐丛话》就达百卷；明初歙县方氏一门累世积书，乡里称“万卷方家”；清祁门徽商马曰琯建有“小玲珑山馆”藏书楼，藏书多达10万卷，甲大江南北，四库开馆，其子就曾献所藏之书776种，居全国个人献书量首位。而休宁的民间藏书，仅举一例便可窥见一斑：2001年，笔者在休宁西北乡一个偏僻小村的普通农户家，寻获一批古籍图书，达二百多部册，其中多部是康熙版本。
——颂雅文士众多。这不仅是读书及士者如此，举凡耕者、贾者皆然。拿休宁来说，宋汊口人程珌与辛弃疾交往甚密，尝著有《洺水词》1卷和《洺水集》60卷；明代县城陪郭人程敏政，文学上与李东阳齐名，著有《宋遗民录》、《篁墩诗》和《篁墩文集》等。特别是布衣诗的创作上，休宁人的成就最大。明代大文学家王士祯曾记：“论明布衣诗，极推吴非熊、程孟阳，海内莫不闻两先生皆新安产也。”吴非熊（吴兆）明代休宁鉴潭人；程孟阳（程嘉燧），明代休宁人，后寄籍嘉定。有清一代，徽州可称得上诗人的达200多人，诗词达万首，其中有不少是女诗人，这里面休宁的女诗人就很多。如清乾隆时人汪韫玉著有《兰雪诗抄》、《听月楼遗草》2卷137首；清后期商山人程淑著有《亦幕遮》、《绣桥诗词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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