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宁中学创校校长胡晋接与徽州现代教育的百年
我的母校安徽省休宁中学即将迎来一百周年华诞。休宁中学创校校长胡晋接(1870—1934)，绩溪城内人，字子承，号梅轩、止澄，徽州现代教育的开拓者，备受四方敬仰。胡晋接照片虽然在行政区划上，绩溪从徽州改隶宣城已近二十五年，但绩溪民众对徽州文化的热忱却丝毫不减，反而随着岁月的推移愈加浓烈。七年前，我和北大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回休宁、绩溪两地开展“家在黄山白岳”暑期支教活动，受到绩溪县胡稼民教育思想研究会(简称“稼研会”)诸位前辈的鼓励和支持，并结下深情厚谊。“稼研会”诸位前辈多是曾活跃在徽州杏坛的饱学宿儒，因钦佩先师胡稼民先生风骨，以研究胡稼民先生教育思想为发端，继而对胡适、胡晋接等为代表的徽州名师和徽州教育史料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他们多已年过花甲，甚至已是耄耋之年，但仍以整理研究徽州乡邦教育文献为己任，笔耕不辍。
“稼研会”诸老对胡晋接先生崇敬有加，早在两年前即启动了《胡晋接先生纪念文集》(以下简称《纪念文集》)的编纂出版工作，至今已告一段落。《纪念文集》分为“胡晋接教育言论选”、“胡晋接诗文选”、“胡晋接往来书信选”、“胡晋接年谱”和“胡晋接研究”五个部分，涵盖子承先生生平事迹、交游行止、诗文信札和后世学人对子承先生的回忆录和研究，是胡晋接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徽州现代教育研究的力作。
“稼研会”会长周文甫先生嘱我为《纪念文集》撰写序言。我既觉“义不容辞”，又感“诚惶诚恐”。我是休宁中学毕业生，新安江畔几多风雨，梅轩亭里六度春秋。子承先生确立的“诚毅”校训早已镌刻于内心深处，伴我走出大山，铭记至今。为纪念子承先生尽一己绵薄之力，自然是“义不容辞”。子承先生是休中之父，此纪念文集的撰写者也多是徽州宿儒前辈，小子何德何能，让我“作序”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承应的事情。我想谨以这些浅薄的文字，作为我对这部《纪念文集》的读后感。
二
百年休宁中学照片（1）休宁中学的毕业生，对创校校长胡子承先生的大名是非常熟悉和敬仰的。我所魂牵梦萦的休中故园处处都有子承先生的印迹。休宁中学校门前有一大石牌坊，正面镌刻着罗工柳先生题写的“安徽省休宁中学”的校名，背面则是胡子承先生确立的校训“诚毅”。休中教学楼下喷水池旁，有一面石屏风，上面刻有子承先生对“诚毅”校训的解读：“止于至善，是之谓诚，能常常止于至善而不迁，是之谓毅。此乃古圣相传心法，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揭为校训，用相劝勉。”校门东侧更有以子承先生所号“梅轩”而命名的梅轩亭，亭内对联、题词等皆为纪念子承先生而书写。校史馆“斯文正脉”堂是子承先生创校时的礼堂，厅堂内所有建材均为银杏木，故又名白果厅。子承先生将校址迁至万安之后，曾访古城岩还古书院遗址，移悬书院遗物“斯文正脉”匾额至此，并将其命名为“斯文正脉”堂。每次回母校，无论是春雨绵绵，还是夕阳暮霭，我都会沿着“诚毅”牌坊、梅轩亭、风雨操场、亥山、校史馆、主教学楼的线路重游，在这些地方驻足良久，诵念子承先生本人，或是纪念子承先生的诗文，胸中顿生“斯文正脉养吾浩然之气”之感。
三
1913年1月，安徽省督军柏文蔚与教育司长江彤侯商承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普及义务教育的五项纲领，决定全省分为六个学区，每一学区设一所师范学校。徽州六邑(休宁、歙县、黟县、祁门、婺源、绩溪)属第五学区，设一师范学校，名为“安徽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14年2月更名为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二师”)，委任胡晋接担任校长。
百年前休宁中学（2）子承先生1913年衔命在万山丛中的徽州创办师范学校，直至1928年辞职告老还乡，先生把人生中最为宝贵的十五年时光都奉献给了“二师”。先生主政“二师”的十五年，开头时是民国草创，结尾处是大革命结束、北伐完成、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这十五年的国内情势，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乱哄哄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给这一片浑浊和泥沼注入了希望和新生的力量。子承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开启了徽州现代教育的山门。
先生当日在徽州创办“二师”，必须直面两大历史困境。困境之一，是徽州商人群体的衰败；困境之二，是科举制的废除。这两大困境直接导致了当日徽州教育的困顿。
历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历次兵燹，受时代变迁、内外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在清季民初，独领风骚数百年的徽州商人群体无可奈何地退出历史舞台。徽州商人群体的辉煌，塑造了“无徽不成镇”的奇迹，同时也给徽州父母之邦的文教事业和基础建设源源不断地“输血”。徽州在文化上“东南邹鲁”的美誉，在经济基础上是以徽州商人的成功为根基的。徽州商人的衰败，给徽州六邑的教育以沉重的打击。
徽州是程朱理学的大本营，徽州人在传统社会的科举考试中创造了诸多奇迹：“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兄弟丞相”、“父子尚书”、“同胞翰林”等佳话在徽州不算多么稀奇的事情，仅以面积不过2000多平方公里、当时人口不过十几万的休宁县而言，从南宋到清朝居然涌现出十九名状元，远远超出曾经一度名声显赫的苏州，稳居全国之首，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状元县”！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的学者这样反思科举制的废除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由于将文化精英补充进上层的渠道实际上已经中断，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数量就反而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文化精英的延续接替出现了‘断层’，这种‘断层’甚至意味着‘断绝’。”“教育的普及状况亦不见改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反而是恶化了。”
科举已废，而学堂未兴，这就动摇了当日徽州教育的根本。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清朝末代翰林许承尧对徽州教育的衰败痛心疾首。他在《新安中学堂记》一文中说：
夫吾徽学风昔日渐全国，今顾稍稍衰落矣。我儒先刻苦厉学相传之精神，应如何宝爱而弗失，且一涓一滴皆出社会之赐，享其奉者宜何所酬。而此固为昔日试士地，才俊腾跃竞艺之所。由今而思，当必有凄感来会，而振奋以起者。
许承尧照片与此可以相佐证的，是子承先生1914年的肺腑之言：
吾乡故为东南文物之邦，硕学巨儒，后先相望，或为理学，或为经济，或为经史，或为词章，耿耿精光，不可遏抑。岂其运会之独隆，亦由其讲学之风盛，有以联络其精神耳。乃自科举废，学校兴，而起视吾乡，所为联络精神之语言文字，转阒然无闻，何怪十年以来，不惟教育停滞不进，而文学之衰，且一落千丈也。
四
面对残山剩水，子承先生在“二师”将怎样施展他的抱负呢？仔细研读《纪念文集》中先生的教育言论选、诗文选和年谱，窃以为子承先生十五年“二师”生涯的擘画运筹和躬耕践行，可以从“道”和“术”两个层面来理解。按照时髦的话说，就是从教育理念和教育方针上来推进“二师”的办学乃至徽州的现代教育。
子承先生办学之“道”，借用李泽厚先生的概念，乃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子承先生办学之“术”，窃以为是“书院传统与现代教育的交织融合”。
先生家学甚厚，很早即成为秀才、郡廪贡生，但“无意仕进”，青年时期即立下“教育报国”的理想：“欲改造中国而非改造中国思想界不可。然欲改造中国之思想界，又非改造中国教育制度不可，盖教育乃一切思想之源泉，而小学又为教育之基础也。”子承先生22岁时即在绩溪白石鼓汪氏家塾教私塾，他的学生汪孟邹后来创办亚东图书馆，成为民国著名的出版家。1904年，先生担任堂长的绩溪仁里思诚两等小学堂正式开学，开徽州小学教育之先河。子承先生由私塾而小学，丰富的实践为后来开创“二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先生出掌“二师”之后，“救亡”的思想丝丝扣扣地体现在他的教育理念当中。
百年前休宁中学（3）1913年，先生在“五师”的开学训词中说：
本师范学校，为安徽省立第五区师范学校，经费由省担任，其开设本校之目的，在于造成本区小学教师，以教育将来之国民。……总之，民国前途，惟新国民是赖，即惟造就新国民之新教师是赖，所以望之者重，则所以责之者亦不得不重。惟诸生勉之。
1915年，先生在《青年会成立训词》中说：
诸生不先不后，生于世界二十世纪之时代，又生于世界二十世纪时代之中国，此时之中国受外人侵侮欺辱已达极点，全赖一国青年挽回国运。然则此日中国之青年必须与世界各国文明国之青年程度相等，方可立于世界各文明国竞争之地位，而可将从前之国耻洗除。是则此时组织之青年会，亦必须与世界各文明国之青年会程度相等，方能有济，此即吾之所深致无穷希望于诸生者也。
先生在1915年“二师”的“第一次小运动会”上作“开会词”，强调强健体魄可以造就“中华民国之大国民”，并进而阐发在“世界大运动会”上称雄的愿景：
当此举国忍辱含羞、卧薪尝胆之日，愿诸生于共同愉快之际，寓一致奋发之心，涵养其协同之精神，鼓舞其雄壮之气概，并由此引导一般国民、一般小国民渐振起其团体的运动之倾向，于以造成亚东中华民国之大国民，俾将来得有竞胜于世界大运动会场之一日，则吾国之光荣显而；吾民之志愿伸矣。惟诸生努力。
先生1920年著文《师范生之地位与其责任》，从“救亡”、“救吾国国家的危亡”的角度盛赞师范生的责任：
国家强盛，固在于国民，而国民之是否优良，又视乎师范生他日之服务是否尽职，故师范生之地位，好象军官所立的地位，以训练军队为天职，师范生以训练国民为天职。师范生的责任，即在练成二十世纪中华民国的新国民，使能与世界各国国民，立于对等的地位，以救吾国国家的危亡者也。
由此可见，“救亡”是子承先生教育理念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样较之前人，他也更加重视“启蒙”的意义。先生充分认识到传统教育的弊端，在“二师”大力推行教育革新，实施“村民教育主义”、“实用教育主义”和“发展社会经济主义”，“输入国民之新思想、新学艺，而不破坏其淳朴懿粹之美德，俾异日有文明之启导，无习惯之囿格，注重守信、耐劳、规律、勤勉”，教导学生教学做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子承先生本人是非常出色的地理学者，早在1912年(民国元年)，其编著的《中华民国地理新图》就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但实事求是的说，先生的学术根基仍然偏重于传统国学。尽管先生也曾自学外语，但先生终究没有像陈独秀先生、胡适先生那样留过东洋、西洋，没有对西学进行系统的研习，对西洋文明没有切身的接触和感受。所以我们纵观先生文稿，其学术路径大抵是国学根基，而对西学所涉远不及国学。我们不必为尊者讳，同样也不必苛求前贤。
子承先生办学之“术”，也就是办学的方针，综合了书院传统和现代教育的特点。书院讲究“自由讲会”的制度，强调“格物致知”的精神。明清时期，徽州各地书院的发展非常繁盛，涌现出了紫阳书院、还古书院、竹山书院等著名的书院。子承先生少年时就随其父肇龄公就读于绩溪东山书院，他的学问就出自书院。所以，我们看先生当年的教育言论，讲“日省”，讲“信实”，讲“行持”，讲“进德”、“修业”、“合群”，讲 “抱一”、“去私”、“进取”，讲“远足修学”，讲“诚的教育”，……如此种种，哪一样不是书院中研习的圣贤心法？再看先生在“二师”一以贯之的“朝会”制度，庶几就是书院中的“讲会”制度。
尽管先生的教育方针脱胎于书院传统，但并不仅仅局限于书院传统，现代教育在“二师”的办学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传统学术者有三：义理、考据、辞章。现代学术以其更为细致的学科分野，打破了这样笼统的分类。与此相对应，现代教育也体现出更为细致和繁复的学科设置。“二师”系统开设有修身、讲经、国文、习字、历史、英语、数理、物理、珠算、乐歌、体操、法制、经济、商业、图画等课程，除“修身”、“讲经”之外，其他多是现代教育课程。
李顺宝校长、校友吴浩及周文甫会长等
在胡晋接故居前和胡晋接先生的孙女合影留念
我们甚至饶有趣味地看到，身为地理学家的子承先生极为看重植物学，认为“博物一科，先授植物”，他嘱咐学生寒假返乡就近采集植物带回校内，“无论谷物、菜蔬、果树、药品、竹木、藤草，凡天然之生物”，“或取秧苗，或摘果实，或选茎叶，或拾花枝”。他在《征集徽属六县植物启》末尾总结道：“本人生地理之观念，揽黄山白岳之精华，或吟罢而盘桓，或课余而游艺，知识足资实用，岂惟多识乎物名，美感端赖养成，并以高尚其人格，本校有厚望焉。”这段文字读来决然不同于子承先生谈诚论学的任何一篇文章，仿佛写它的人不是书院严肃的老先生，而是第二课堂可亲的小兄长。“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大凡鸿儒俊彦见到人间草木，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亲近和愉悦。北京大学前任校长许智宏院士退休之后，给燕园的一草一木作传，主编了一本叫《燕园草木》的书。如果子承先生当日有很好的美术教员协助，也许可以编一部《芥子园图谱》之“徽州植物卷”了。
子承先生办学之“术”，乃是“书院传统与现代教育的交织融合”，体现了新学、旧学的融会贯通，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烙印，也应了休中民国时期老校歌的歌词：“旧学商量，新知融贯，且把文明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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