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海盗（下）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嘉靖38年12月25（1560年初），刚过完小年，大街小巷、贩夫走卒、嬉闹孩童间还沉浸在过年气氛中的杭州城，突然迎来了一片肃杀之气。
这一天，官巷口外临时搭建了法场，已打包好行李和年货的刀斧手被仓促间召了回来。而即将被送上断头台之人，没有佩戴镣铐、没有严刑拷打、没有任何告知、没有最后一餐饱饭、没有最后一口烈酒，被二人小轿抬进了法场。直到走出轿子，看到手持大斧的壮汉，正襟危坐的行刑官员，才意识到，今天，便是他的死期。过去种种记忆碎片，在脑海中一闪而过，有喜悦、有挣扎、有不安、有憧憬、有恐惧、有不甘，最终只剩下，一声叹息！
大斧直落，碧血横空。
这位死囚，就是横行一时的“倭寇”头子、时人口中的“五峰船主”、日本称王的王直。随着大斧的落下，一个时代就此终结。
王直之死
时间回到1555年，漂洋过海的招安团队终于踏上了日本领土，蒋洲、陈可愿等人如愿见到了王直。
胡宗宪誓言
鼓乐手、红地毯、旌旗猎猎、王者袍服，王直摆足了威风，日子不好过，面子也不能落了。相比之下，两位风尘仆仆而来招安的特使，就略显寒酸。不过，惯于高睨大谈的蒋洲，无视了此番作派，直接向王直表明了来意，你可以不念祖宗，但不能不为老母妻子考虑。朝廷派遣特使，示以诚意，此时接受朝廷的号召，便可建立万世之功。不然，朝廷想要除掉你，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蒋洲接着说道，现在多亏了胡宗宪胡大人，将你的老母妻子从狱中放了出来，妥善安置，免受牢狱之苦。且胡大人是皇帝跟前的红人，和你又是老乡，能够为你说上几句好话。若是换成其他人，你和你的家人还能享受如此待遇吗？
表面上看，王直被这番夹杂着胡萝卜与大棒的话语说动了，“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夷意唯在互市而已，既朝廷有旷荡之恩，吾当为若等谋之”。
实则不然。王直自不是枭雄式的政治人物，骨子里还是一个商人，不至于冷血无情。打亲情牌有一定的效用，但很难说效果有多大。念老母妻子，但还不至于凭借三言两语、空口白话就真能把王直说动。当初俞大猷拘捕王直的老母妻子，所图的就是王直，很难说其没有尝试过以此为要挟。为何当初王直没有就范，仅仅因为胡宗宪好生招待，王直就感动的涕流泪下、举手投降？
王直骨子是一个商人，不可能不清楚其中的利益得失，不可能不去计较其中的风险。后来，决定投降的王直徘徊在舟山口外，胡宗宪给他送来了其儿子的血书，其上还有老母的手印，劝王直早点上岸投降。王直看过，一笑置之，“痴儿啊，朝廷现在留着你们不杀，那是因为有我在，你们还有利用价值。要是我也落入朝廷之手，你们的下场不会好到哪里去，可能是全家都要死啊”。
同样的话，不同的时机说出，其效果是天壤之别。搁在以前，王直可能还是会敷衍了事，可今时不同往日，王直不得不审慎对待，不得不思寻自己的退路。别看王直牛逼哄哄的在日本称王称霸，在东南沿海四面出击搞的明朝焦头烂额，其实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外强中干而已。做海盗当倭寇抢劫，虽是一本万利之事，可远没有正常走私贸易来得稳当，更何况劫掠总是要死人的。王直占据的五岛，有的甚至全岛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且王直根据地所在的日本九州，已有强藩崛起，王直终究是外来人，身份越显尴尬。兵源减少、财源不稳，尴尬的外来人身份，王直在当地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再加上，蒋洲、陈可愿此行的目的除了诏安王直之外，还带有“通谕日本国王，使其约束倭夷，不使侵扰我境”的使命。有没有效果是另外一回事，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王直都必须慎重考虑，甚至是未雨绸缪。假使明朝抛出重建和日本朝贡贸易的诱饵，日本哪有不咬钩的道理。日本人跑到明朝当倭寇杀烧抢掠，和走私商人勾结走私贸易，根源还不是在于明朝断绝了与日本的朝贡贸易。明朝若做出姿态，日本方面自然要给出诚意，约束国人，甚至是调转枪头帮助明朝剿倭也不一定。
对于王直而言，日本若是抢先与明朝达成协议，其每况愈下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其将丧失海外贸易的主动权，其“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则成为了无本之木。手中没有筹码，凭什么和别人讨价还价。不趁着手里还有筹码的时候谈条件，待到山穷水尽之时，别说大碗吃酒大块吃肉，就连喝残羹的份都没有，只能被人吃干抹净。
摆在王直眼前的选择已不多，就连金盆洗手的可能性都没有。就算王直能够不念亲情、不顾弟兄，泛舟远航，做一方富豪，安乐的过完下半生，他也不忍见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海洋帝国就此烟消云散。换做是谁，也不会甘心，就此认命。
接受朝廷的招安，往坏处想，无非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人头落地。而往好处想，则有可能继续执掌海洋帝国的权杖，洗白身份，做一个“红顶商人”。收益风险俱存，都是“赌”而已，万一赌对了呢？
定下了接受朝廷招抚的策略，接下来要谈的就是朝廷能够开出什么条件。两位特使再如何满口答应，说的天花乱坠，也是没有分量的。要谈条件，自然要和有足够地位，能够代表朝廷出来谈判的人谈，譬如胡宗宪。王直也不会傻乎乎的自个跑去举手投降，翻脸不认账的事，谁知道呢。
于是，王直让自己的养子王滶先行，护送陈可愿回国。一来打探情形，看事可不可为；二来面见胡宗宪，交换意见，提出条件，查探胡宗宪的口风；三来表示自己的诚意，送上投名状。此番安排，不可谓不缜密。可天意弄人，王直此举弄巧成拙，使得自己进退失据，葬送了谈判的筹码。
《筹海图编》中“擒获王直”一章
送上门来的“杀贼自效”投名状，不可能不要；“乞通贡互市”的条件，胡宗宪也是满口答应。胡宗宪更是利用王直有投降之心，且将到未到、群龙无首之际，趁机离间其名义统治下的三个倭寇团伙。胡宗宪让王滶写信给徐海（王直老乡徐惟学的侄子，后出来单干）进行劝降，送劝降书的夏正借机进言道，其他人也与朝廷有约，所虑的就是你了。而其他团伙听说徐海与朝廷商谈投降事宜，生怕被卖，导致双方之间的疑虑越深，直至关系破裂，相互攻击。胡宗宪则坐收渔翁之利，一举荡平了这三路倭寇团伙。
7月的海风正盛，一股热带低压气旋在东南海面生成，形成台风途经宁波海域附近。继养子王滶之后而来的王直和蒋洲一起返国，且已停泊在港口之外，急于复命的蒋洲先行登岸，而王直所乘的船却被台风刮到了朝鲜海域附近。时也命也，等到王直重新回到宁波海域时，三路倭寇已被聚歼，虽没有登岸，右眼皮直跳的王直，已然感觉到气氛的不对劲。
王直选择回舟山的岑港进行观望，并派出使者斥问胡宗宪，“我是奉诏前来商谈招安、商讨开放海禁事宜的，息兵安境，理应得到款待犒赏。而如今陈军在列，虎视眈眈，是何居心？”王直的斥问不无道理，可胡宗宪也有胡宗宪的难处。招抚王直本就是胡宗宪一意孤行之策，既无朝廷的旨意，也没得到群臣的认可，底下大将反对，当地的官员也是力陈不便。当王直一伙云集舟山，东南沿海百姓以为倭寇又将大举进攻，以致人心惶惶，朝野震动。此种情形之下，想要顺利的进行招安，更是难上加难。
平心而论，胡宗宪是诚心想要招抚王直，也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让王直的儿子写血书；用出了《三国演义》中周瑜欺骗蒋干的计策，让王滶在自己的卧室看了偷看到他上奏朝廷请求赦免王直的奏疏；又给王直送去了刚刚立下大功的夏正，当做人质。
王直疑虑稍解，却也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岑港四周皆被明军包围，实力大损的王直一伙，固然有一战之力，可武力对抗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如丧家之犬般再次逃回日本，又能如何；胡宗宪或骗、或作伪，使王直相信了这位老乡的诚意；王直也希望能够达成所愿，通商互市。现实的处境、思及的后果、未知的变数、满怀的憧憬，种种思绪，涌上心头。
1557年，王直终于答应胡宗宪之邀上岸相会。古往今来，会无好会，宴无好宴。摔杯为号，刀斧手在侧，历史昭昭，在草莽中晃荡半生的王直估计自己也亲身经历过。离开自己的船队上岸，无异于蛟龙离海，将个人的安危系于胡宗宪一人之手。王直当然有想过这些，但也只能听天由命，希望事情往好的方面发展，希望胡宗宪能够恪守承诺。临行前，王直对劝阻的部下说，当年汉高祖刘邦赴鸿门也没死，纵然胡宗宪是在诱骗我，天意佑我，谁也奈何不了我。
惴惴不安，又心怀希望，莫过于此。
可怜的是，王直终究还是小看了官府的背信弃义，低估了官场相互斗争倾轧的场面，高看了胡宗宪的能力，也小觑了胡宗宪明哲保身之心。其与胡宗宪的老乡关系，不仅不是王直的护身符，更像是一道催命符。
一上岸，一则胡宗宪收受王直十万两白银贿赂的流言就已在官场中传开。混迹官场多年的胡宗宪自然明白其中缘由，就把王直送去浙江巡按使王本固那里，以示划清界限。王本固则没有胡宗宪那层真诚中透着虚伪的心理负担，倭寇首领送上门来了，天大的功劳掉在手上，不要白不要。王直一到杭州，即被逮捕，关进大牢。
胡宗宪虽急于划清界限，但也不愿见到如此状况出现，甚至是王直被处死。于公，胡宗宪清楚的认识到，处死王直固然大快人心。可凭王直在倭寇团伙中的号召力，一旦王直出现意外，倭寇团伙失控，造成的危害会更大。就像王直在被捕入狱时说的那样，“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于私，招安王直，是胡宗宪一手炮制的策略，功劳没捞到一点，反而还要背负背信弃义的骂名，若出现最坏的结果，处在抗倭第一线的胡宗宪还要替别人擦屁股。
心有不甘，也忧心忡忡的胡宗宪于是上书朝廷，请求皇上赦免王直，收为己用。可越是如此，胡宗宪的言论越是能被群臣当做把柄来攻讦，其与王直的老乡关系越是能莫须有般证明胡宗宪的私心，也越是能够坐实其收受贿赂的传闻。民意汹涌，群臣激愤，皇上大怒，胡宗宪大惧，形势的发展已超出了胡宗宪的想象。
善于夹紧尾巴做人，又贪恋权位的胡宗宪害怕了，随后上书，称王直罪在不赦，请皇上处分。拿王直的头颅作为洗刷自己嫌疑、摆脱自己干系的投名状。
话虽如此，在只论立场，不问是非的官场斗争面前，胡宗宪除非抱有以死直谏之心，否则都只能噤声，甚至是附和。朝廷内外一片喊杀之声，王直虽“恶贯滔天，神人共怒”，但稍微明点事理、对倭患根源有一定认识的官员，心中都明白王直杀不得，至少在平息倭患之前不能杀。偏偏就谁都不能说，不敢说，谁说谁就是立场不对，谁就会被攻讦。
起先嘉靖帝还在是杀还是招抚之间犹豫，难以下定决心。杀了，担心倭寇随之而来的报复；不杀，又难堵住悠悠众口。只好暂取了一个折中之法，令胡宗宪“羁养之”，先软禁起来，视情形再论。然即便贵如天子，也难以招架日复一日的处死之声。不管是为了朝廷脸面也好，是为了堵住朝臣之口也罢，在托了两年之后，嘉靖帝终于下达了死刑的诏书：“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命就彼枭示。”
就在王直人头落地后不久，听闻“老船主”死讯的倭寇团伙像疯了一般大举进攻，明军四面围困，也死斗不休。当人质的夏正，被王滶支解，为王直殉葬。
狼烟四起，东南大乱。
日本人在安徽歙县所立王直墓
自有旁人论短长
回顾王直的一生，其是商人，也是倭寇首领；其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悲剧的制造者。王直死了，有人哀叹，有人称快，不管怎样，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论短长。
肯定前者，不等于否定后者，赞扬后者，不等于抨击前者，过度的拔高解读、过度的贬低踩踏，都不是正确的评价方式。
若说王直是倭寇首领，是大汉奸，给东南沿海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必须认清，究竟是何缘由才使得王直一步步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之下，即便没有王直，也会有张直、李直出现。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必然性，也或如《黑客帝国》中的一句名言：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就是因果，行动、回应，起因、结果（Action. Reaction. Cause and effect）。
从1368年明朝建立，到1560年王直人头落地，倭寇从小规模骚扰到愈演愈烈，近200年的时间里，不管是禁、是剿，都未能根绝倭患。而到了1567年隆起开关，“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海禁政策被废止，从此“倭渐不为患”。
抗倭明军出征
若说王直是时代的悲剧，对抗体制下的牺牲品，是海商而非海盗倭寇，在狱中也不忘上呈《自明疏》，希望开放海禁、通商互市，是海洋时代的先行者，具有超前的眼光，也未免高估了王直。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根源在秦“苛政”，直接原因却是大泽乡的一场大雨误了期限，并不在于陈胜吴广有多高的觉悟，要救民于水火之中。埋葬大明王朝的李自成，被裁失业，谋生不成，反欠了一屁股债，还犯下了人命官司，最终反了他娘的，并不在于他不忍天下黎明饥寒交迫，故而“闯王来了不纳粮”。不想死，要饱饭，才是一开始最朴素的愿望，然后才能考虑以后的事。
王直一商人，在海禁政策的夹缝中生存，首先考虑的是挣钱养家，然后是做大做强。王直是时代的悲剧没错，可其又何曾主动对抗过，从双屿岛到烈港再到最后的岑港，哪一次不是被动后的反击？能够在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下存活挣钱，王直何曾想过要做时代的先驱？以致于不得不使人怀疑，其“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究竟是为了自己做大做强，还是真具有超前的眼光？
退一步讲，即便王直真有很高的觉悟，是海洋时代的先行者，具有超前的眼光，其所犯下的恶行，其驱使日本人劫掠，也是无法否认的真相。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再光鲜亮丽的外表，再崇高神圣的理念，也掩盖不了肮脏丑陋的罪恶。
不可否认，王直骨子里终究还是一位商人，但给其单独贴上任何一种标签都有失公允。一个人又哪能那么容易简单的五五分、三七分、或是四六分。当所有的画面呈现在眼前，当所有的史料摆在案前，或许也难以给出一个全面而又公正的评价。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过去的事，就由后人去评说吧！
王直死后，他的那位老乡胡宗宪也在不断的上访被告中，于1565年死于狱中。《明史》对其最终的评价是“以奢黩蒙垢”。其坑害过上司、巴结过严嵩一党、诱骗过王直，也将为其出使日本招安王直的蒋洲陷入死境，胡宗宪这些身上的“垢”是自己“蒙”上去的，洗刷不了。
但我们也不能对其肆意涂抹。其所处的那个时代，其所在的大明王朝，从根上就已烂透了。要功名，要保身，就必须踏进这个大染缸之中。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一句话，这就是体制化，起初你厌恶它，然后爱上它，最后离不开它。
其死于狱中，并不是由于他身上的“垢”，而是由于站队。由于站队，其能不断的加官进爵，也在不断“蒙垢”，而站队，总会有站错队的时候。其被世人非议的献祥瑞和秘述，很难说其真的相信，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能在一片弹劾声中屹立多年，除了自身能力之外，还缘于此。
“岛夷云扰奋天歌，十年经营平海波”
王直和胡宗宪，这对老乡，这对难兄难弟，一个走向倭寇之路，一个步步蒙垢，根源都很相似，但却不能采取同样的评价标准。对于政治人物而言，很难用道德的标准去衡量他。譬如说，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斗争的残酷性，丝毫不弱于他们与严嵩的斗争，他们的斗争手段，也未必就比严嵩来得高尚，为何评价却是如此之不同？
胡宗宪蒙垢，有种种的污点，无法否认，也无法洗刷，但在对其评价之际，侧重点还应在于其抗倭的功绩。不能因其垢，而否认其最大的闪光点。
在王直的故居门口，挂着这么一副对联：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或许，上联可以献给王直，下联则可献给胡宗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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