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背影
当徽州府婺源县理坑村人余自怡在1628 春末的太和殿广场与皇帝朱由检相遇时，他们谁都不知道，这将是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集……余自怡
公元1628 年的北京，歌舞依旧升平。臣民们沉浸在新君即位大赦天下的狂喜中，对国家充满憧憬。余自怡自然也不例外。
1628 年的余自怡最关心的不是什么国家大事，而是二月初九的第一场会试。半年前，他以第一百零三名的成绩顺利通过南直隶应天府乡试，取得了会试资格，因此极有可能成为家族第八名进士。
百年来，徽州府婺源县理源余氏为国家输送了七名进士和无以计数的举人、秀才。这个科举家族以读书入仕为头等大事，家族子弟一出生便被灌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维模式。
此时的余自怡眼中，人生即为读书、考试、做官，这便是他的宿命。无从选择。
皇帝
1628 年的北京城里也并非人人无忧。
就在余自怡行走北京街头之时，朱由检在城市尽头的城中之城里忧心忡忡，这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半年前刚刚从哥哥朱由校手里接掌这个古老庞大的王朝，成为第十六任皇帝。
朱由检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国家浮华背后潜藏的巨大危机。乾清宫前那些历经两百年风雨冲刷的巨大石阶，午门外石板中顽强生长的杂草，案头如同雪片一般堆积的各地灾情报告，都时刻提醒他，国家早已今非昔比。
它太老了，如同一辆老牛拉动的大车，行动迟缓，走走停停。朝堂之下危机四伏，朝堂之上的老旧官僚们还在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每天争执不休，这一切都让他觉得“换血”是何等重要。
几天后的会试便是朱由检即位后的第一次会试，也是他为这个病入膏肓的国家“换血”的开始。
其实，朱由检原本是信王，只不过哥哥死得早，没有子嗣，这守家业的重担便落在了他的肩上。这便是朱由检的宿命。同样无从选择。
科举
如非科举，余自怡与朱由检绝无交集。
科举是国家运行的基石，通过这种残酷的淘汰机制，国家将天下的知识分子像捕鱼一样一网打尽，然后又像下棋一样分布到广袤的土地之上，行使着国家的管理职能。在王朝存在的276 年里，有进士两万、举人十万、秀才百万、读书人千万。这个奇怪的群体从小便按照“四书五经六艺”的个人德行标准进行着最严苛的训练，几乎所有人都拥有极高的音乐、文学、书法、绘画、美学造诣，不仅如此，有相当一部分人还精通医学和茶道。可是，这些技能在他们进入仕途后却成为了可有可无的鸡肋，被他们自嘲为上不了台面的“雕虫小技”或者是“奇技淫巧”。
科举为这些有着共同人生目标的人提供了彼此认同的机会。公元1628年，余自怡以殿试一百六十五名的成绩成为崇祯戊辰科进士。
同乡
1628 年还发生了很多让天下人不开心的事情，陕西大旱、南赣叛乱、蓟镇兵变、宁远兵变、固原兵变……但这一切都同余自怡没有什么关系，除了一件。
这一年的二月二十，汪应蛟在老家徽州府婺源县段莘村辞世。与余自怡同乡的汪应蛟是一代名臣，以户部尚书的头衔位列九卿，光宗时曾执掌全国财政长达数年，四年前顶着太子少保的头衔告老还乡。
余自怡在1628 年能站在紫禁城中，必定是对这位婺源老乡心存感激的。二十余年前，汪应蛟在野期间，眼见曾为国家培养无数官员的婺源县学破败不堪，于是发起了一场修缮活动，婺源士绅百姓群起相应。数年后，余自怡便在此处日夜攻读。
大约在婺源县学修缮一新的十年后，在野19 年的汪应蛟应朱由检同父异母兄弟朱由校之邀，出任户部尚书，为修补千疮百孔的国家殚精竭虑四年后退休。
可想而知，名臣汪应蛟在1628 年二月二十油尽灯枯之日，天下震动。而当日相隔千里的余自怡想必是不知道的，二月二十这一天，余自怡刚刚以第八十四名的成绩通过了会试，距离延续家族荣光仅一步之遥。因为根据惯例，会试等第后的殿试只涉及排名问题，排名靠前的进士会进入翰林院，从权利心脏起步。
可以想象，此时的余自怡满满的都是延续家族荣光的志得满满。却浑然不知自己究其一生追求的光荣与梦想，会在十七年后化为泡影。
桑梓
王朝诞生以来，徽州府婺源县理坑村因科举光环而在悄然变化着。
首先是村名，在籍科举与大畈汪氏、桃溪潘氏一同位列科举名门后，理坑再也不叫理坑，而叫做“理源”，表明他们是朱熹的忠实信徒。几百年前，仕途落寞的婺源人朱熹创立了一套庞杂的哲学体系，这套体系并没有为他的仕途带来转机，却成为了日后数百年知识分子的道德标准和人生价值。
其次是荣耀，在一片黑白底色的村落里，拔地而起的青石牌坊是一种炫耀也是一种荣耀。那些镌刻在厅堂和外墙上的遒劲大字“渊停岳峙”“天官上卿”“尚书第”更是村人向外来客津津乐道的话题。
最重要的变化还是思维模式。在充分享受到科举带来的荣耀后，村里的一切都围绕着读书、考试这个根本。街头巷尾的茶余饭后，田间地头的挥汗如雨，月朗星稀下窃窃私语。都无一例外。
从来没有人想过，也没有人敢想，万一国家崩塌，科举不复。这个群山环抱，物产贫瘠的小村落将何去何从。
碎梦
相对徽州婺源籍的两千余名官员来说，余自怡的仕途平淡无奇。
余自怡中进士后，历经12 年宦海浮沉，在公元1638 年成为了广州知府。此时的余自怡从知县到京官到知府一步步走来，想必已经对国家繁华外表下的内外交困有所了解。但在远离京城的繁华之地广州为官，又让他觉得此等担忧是杞人忧天。
因为在余自怡的心中，“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便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人生目标，至于行事的动机和出发点，并不在他的考虑范畴之内。
这一点，或许余自怡的婺源老乡汪应蛟了解得更为透彻，在保定巡抚任上，作为国家高级官员的汪应蛟向朝廷建议减免赋税、兴修水利，未被采纳后心灰意冷，回到婺源老家一住就是19年。
可惜，无论是看透了的汪应蛟，还是看不透的余自怡。
最终都逃脱不了棋子的命运。
残局
国家是一夜崩塌的。
余自怡很幸运地没有看到它的末日。就在它崩塌前四年，他在广州知府任上去世，时年四十六。
余自怡去世四年后的一个春末，前陕西驿卒李自成带着一群农民只用了几天功夫便攻破了两百多年来固若金汤的京城。城破之日，三十四岁的皇帝朱由检在勒令妻子自杀、恳求继母自尽、手刃自己女儿后孤独地在空无一人的皇宫后花园中吊死在一棵槐树上，临终前，对他饱读诗书的臣子们仍是愤愤不平。
皇朝崩塌之时，远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在遥远的南方，有超过四十万的精锐之师，陪都南京的宫殿、庙宇、官署也是井然有序，烟波浩渺的长江将北方的忧心忡忡和南方的歌舞升平分隔得清清楚楚。朝堂之上，一帮力主迁都的读书人和另一般强烈反对的读书人反反复复争论了几百天，直到破城前三天，“闯贼”杀到城外几十里，朝堂之上还在为此唇枪舌剑。破城之后，这些在朝堂上慷慨陈词的读书人却一个都不见了踪影，陪伴年轻皇帝走完最后一程的是平日里被这帮读书人瞧不起的“阉人”王承恩。
朱由检至死都想不明白，自己的身家性命、祖宗基业怎么会断送在这些自己亲手挑选出来的知识分子手上？
旧的王朝被新的王朝取代了，但读书和读书人没有变。另一批余自怡、汪应蛟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新王朝的“江南贡院”考棚里依旧人满为患，太和殿广场上的露天殿试也依然神圣庄严。当然，这其中也许不包括沱川余氏，王朝崩塌后的两百年里，理坑再无一名进士，这个偏居婺源一隅的小村逐渐被世人遗忘。
当然，这后来一切的一切，余自怡和朱由检自然是不知道了。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公元1628 年的四月二十一，两人在太和殿广场殿试之上相遇时必定喜悦，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皇帝，一个意得志满的年轻臣子，两个人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完成人生中唯一的一次交集。
这邂逅的喜悦终究是因为参不透棋局的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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