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理学:成教化 助人伦
婺源，自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 年）建县至晚清，千余年来一直隶属于古徽州（上溯称“歙州”、“新安郡”）。因此，婺源文化自然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颇具特色的中华民族传统地域文化的一族，徽州（婺源）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源头可追溯到商周时期，在长达数千年的渐进演化中，它经历了原始土著（古越）文化、山越文化、新安文化、徽州文化几个发展阶段。早在唐宋时期，整个徽州就文风昌盛。自明代中叶开始，随着徽商的崛起和发展，经济亦空前繁荣，这就为徽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一时间，诸多文学艺术流派应运而生，与新安理学、徽派朴学等组合成了异彩纷呈、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从本期开始，本刊将会陆续刊登婺源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理学，是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的思想学说。其创始人为洛阳程颢、程颐，集大成者则为婺源朱熹，故世称“程朱理学”。
理学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朱熹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在宋、元、明、清的历史进程中，朱熹“完成之理学，操纵中国哲学、教育、礼制等凡七百年，支配日（本）、朝（鲜）之文化亦数百载”；尤其在明、清两代，更是被封建朝廷奉为儒学圭臬。彼之理学，不仅被历代统治者扶为官方统治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加以倡导，而且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安理学是“程朱理学”、亦可说是“朱子学”的重要分支之一，以维护继承、发扬光大“朱子学”为基本宗旨。婺源是朱熹“桑梓之邦”，朱熹理学在婺源的传播和影响极深，由于“朱子学”深入人心的浸润教化，使得儒家的思想道德在这里占有比别处更高的地位。崇儒重道，乃婺源人恪守不变的传统；儒家的道德说教，自然而然成为他们立身行事的指南。
朱熹理学对婺源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朱熹提倡读书，认为穷理之要必在读书，这就促进了婺源的好学风气，致使县境内“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历史上，婺源除建有县学（儒学）外，另有地方热心兴学人士建立的书院29 座，又有类似书院集贤讲学的义学、精舍、书屋、山房、斋轩等160 多所，还有社学140 多所。文风炽盛，渐至导致了婺源的人文鼎昌。自宋至清，全县经科考中进士者550 人，举人919 人；文人学士留下的传世著作有3100 多部，其中83 种1345 卷被选入《四库全书》。
固守“朱子学”本旨的婺源理学家，对理欲、心物、义理、天人等概念的意义、关系的追问和逻辑论证，提升了婺源文化的理性思维，培养了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形成“契约社会”。
婺源理学家恪守朱熹的义利之辨，反复颂扬“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学子以之为书院学规；士夫以之为立身处世的教条；官宦以之为清廉勤政自勉，造福一方；商人“贾而好儒”，以“诚信”作为商业伦理。
朱熹针对当时宋金对立，一再提出“修内政，攘夷狄”，坚持抗金。受朱熹思想影响，宋、元、明三代，婺源出了不少志士仁人，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气节。
理学的核心是伦理纲常，新安理学对忠君孝亲、男尊女卑、祭祀程序、丧礼制服等，规定得尤为繁琐而严格。
婺源之所以大力修祠续谱、建坊树碑、旌善纠过等，目的就是以期起到道德榜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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