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徽州 |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本帖最后由 黄山知名导游 于 2017-7-4 16:52 编辑如今每当人说起徽州，便总也离不开“山灵水秀”之类的赞誉，但这些世人称羡的山川地理形势，放在百多年前，却是横亘在徽州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厄。被胡适先生美称为“徽骆驼”的徽商，就是被这灵秀的山水给逼出来的。
徽州七山一水三分田，被大山牢牢困住的徽州人，光靠种地已经维持不了生计，于是出外打拼挣钱，便几乎成了徽州人讨生活的唯一办法。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年纪尚轻便要离乡经商的无奈，是山水赐予徽州人的独特人生。
登源河上的板凳桥，勾连起徽州乡民离家回家的路。登源河，是新安江最重要的源头之一，亦是旧时徽商闯荡天下的起点。
在水路之外，其时尚有九条驿道通往四方。箬岭官道初建于隋大业年间，连接古徽州府与安庆府、南京府。驿道设置关口。据说当年安徽道台惠征之女兰儿赴京选秀，走的就是这条官道。兰儿即是后来的慈禧。
穿越箬岭官道
徽饶古道徽州府城至江西饶州府段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我们的故事是从“离家”开始的......
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一天，安徽省徽州府治歙县城西十五华里的棠樾村，一个十一岁的男孩背着简单的行囊，走过村口的石桥。他回头望了一眼往日再熟悉不过的白墙黑瓦，又摸了摸怀里揣着的一枚铜钱，心里一阵凄惶.。从这一刻起，他失去了家庭的庇护。徽州故乡，在他身后渐渐落成了影子。
男孩叫鲍志道，是鲍氏家族的一员，虽然棠樾鲍氏曾是徽州大族，颇具财富，但鲍志道的父亲却不善积财。志道七岁开始读书，四年后因家道中落不得不中断学业，只身出外谋生。临走前，鲍家已是一贫如洗，母亲只得从箱柜底层取出志道儿时的襁褓，摘下虎头帽上配镶的“康熙通宝”，交到儿子手中——家里就剩下这一枚铜钱了，母亲要他带在身上，一家子上上下下未来的生计就全靠他了。
《鲍氏祖容像》绘制过程长近两个月上有鲍氏先祖四十九人
这个故事在棠樾广为流传，我们不必去苛求细节的真实性，但少小离家确实是明清时代徽州乡间常见的情景。当中国绝大部分乡村的男男女女弯腰向田地讨生活时，徽州人却把希望投向了外面的世界。正如康熙年间的《休宁县志》所言：“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
“寄命于商”四个字，言简意赅地点明了徽州人的生存之道，但若论及初衷，却并不是愉快的选择。这要从徽州的山水讲起。
徽州一府六县，下辖之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皆为群山怀抱。从大的范围说，属于中国南方丘陵的一部分。具体而言，安徽之脊黄山山脉雄峙徽州西北，并向西南方向延伸，形成皖南西部主要高峰——牯牛降。徽州东北是层峦叠嶂的天目山，东南是连绵起伏的白际山，二山为苏浙两省之界，因而徽州自古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只在群山之间有一些小型盆地和山麓平地，且广泛分布酸性红壤土，肥力不足，不利于庄稼的生长。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列举了徽州的种种天然之弊，譬如“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梁。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读来令人慨叹，常有人形容一地物华天宝，独享上苍眷顾，山多良田少的徽州显然不属此列。
山里的徽州人家
被山困住若又人满为患的话，必然想要出山。徽州本地的土著居民原先是山越人，后来中国历史上几次由政治和战争引起的大规模北人南迁，比如西晋末的永嘉之乱、唐末的黄巢起义、两宋之际的靖难之役，都为相对安全的徽州地区输送了大量的北方移民。到了明代，随着人口日增，徽州地狭人稠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人要吃饭，要生计，就必须在务农之外走出大山，向四方求食。“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几乎是旧时徽州人命中注定的人生轨迹。
出山的路
不过，徽州山地虽不利种粮，却很适合木、竹、茶、桑、药等经济作物的生长，且品类繁多，产量丰富。更重要的一点是，徽州东邻淮扬与苏嘉杭，那里自南宋以来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已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之后，徽州以西长江中游的汉口、九江等商业城市也逐渐兴盛。邻居们都是重要的消费市场，这就给徽州人带来了生路：把本地的山货土产运到长江中下游，再将粮食油盐等生活物资运回徽州，赚取差价，便可谋利。
山里的徽州人家
这种外出经商的风气大约是从明代前期成化、弘治年间（1465-1487年）开始的，当时有两种交通方式可供选择，最容易想到的是走陆路。万山之中的徽州，道路起伏较大，穿梭在崇山峻岭间，兜兜转转不便车马，而昔日的徽州人通常只是打点些简单的行装，就三五成群，徒步向山外走去。
位于今天安徽绩溪和浙江临安之间的徽杭古道，初步建成于南宋，在明清至民国开通杭徽公路前，一直是徽商入浙的主要陆上通道，也是古徽道东线的主道。这条路翻越天目山，全长五十余公里，道上建有关隘，每隔五里设一座茶亭，供来往行人短暂休憩。今天保存最好的一段长约15公里，位于绩溪东部伏岭镇境内，前半段用石阶或凿筑或铺筑而成，后半段则以沙石土路为多。
古道顺山势蜿蜒而上，在山崖峭壁间盘旋。今人扶壁登阶，尚且“一阶一滴汗，一步一喘息”，在装备路况皆不理想的古代，背负山货在茫茫山道上艰难攀爬的徽州人，倘若遭遇风雨，脚下极有可能就是一条不归路。
徽州水墨山水画
但人生的境遇往往如此，只要走出大山，风景便会陡然不同。当年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正是从绩溪出发，沿着徽杭古道，走过伏岭镇，走到杭州，开启了他的商业帝国。而11岁就离家的鲍志道，则是听说有同乡在鄱阳做生意，所以选择去江西讨生活，他走的应当是古徽道的西线。
坐落在皖南石台、祁门、东至三县交界仙寓山上的“榉根关古道”，连接了徽州与江西饶州，是古徽道西线中举足轻重的一条，因道上建有重要关隘榉根关而得名。而歙县北乡的许村在箬岭之下，岭上有座石砌的箬岭关，控制着隋代始建的北线要道——箬岭古道。箬岭古道曾是明代联接徽州府和安庆府的官道，徽商崛起后，一部分粮盐和土产也通过这条道路向外运输。在属于宣城市郎溪县和宣州区之间的鸦山岭上，亦有两条开凿于清顺治年间的山路，虽已在徽州范围之外，却是过去徽商北上苏南常走的路线。
这是一个以徽州府城和诸县治为中心，向四方扩散的山路网络。它使那些困于生计的徽州人有了挣脱大山的束缚、向外界求发展的机会。不过，与之相比，在徽商的发展历程中，水路扮演的角色更加至关重要。
开放的水
天光云影共徘徊
记得有位研究徽学的老师，曾用八个字形容徽州的地理大势——“封闭的山，开放的水”。徽州境内海拔落差大且降雨量丰富，大小河流密布，除黄山下来的一部分水北上流入长江，婺源的一些河流属于鄱阳湖水系外，大部分都属于新安江——钱塘江水系。徽州的母亲河就是新安江，它和它的众多支流为沟通徽州与外部世界提供了宝贵条件。
大宗物资的运输，自古至今都主要仰赖水上交通。就运载量而言，一艘船的作用要远大于一辆推车或一匹马，而在难行车马的徽州，船的意义自不待言。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徽商程春宇根据多年外出经商的亲身见闻，写成《天下路程图引》一书，收录了江南江北水陆线路100条，成为当时流行于世的诸多商旅指南中突出的一部。书中有一首《水程捷要歌》，记录了从徽州府城走新安江水路去往杭州的六百里路线，起首第一句是“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
渔梁坝位于徽州府治歙县南门外不远处的练江上，是一座始建于唐代的滚水坝。练江是新安江的重要支流，原本湍急陡泻，导致水涨时歙县城池难保，水浅时城内井干，遂成一大祸患。唐代时人们在江上垒石为梁，用以缓流蓄水，此后历代重建重修，基本治愈了练江水患。渔梁坝筑成后，船只不能通过，货物必须在此转运，而坝下的一片水域遂成为理想的泊船之处。
罗氏建于徽州老家的祠堂，人称“宝纶阁”，寝堂包袱梁上的图案采用天然矿物颜料绘制，五百年来始终光亮如新。
徽州人多管渔梁叫“梁下”，歙县和周边的特产，如茶叶、竹木、墨砚等，在梁下捆扎上船，穿过前方紫阳山下八墩九孔的紫阳桥，下经浦口入新安江，经过歙东山区下到淳安进入浙江境，一路下富春江、钱塘江，可达杭州，再通过运河等航道去往江南各地，也可在建德的梅城码头折进兰溪江，往南可上溯到兰溪，甚至浙南的金华和衢州。反之，徽州需要的布匹、食盐等百货又从杭州等地扬帆，逆水而上运抵梁下。这一来一往的贸易，大大刺激了渔梁的发展，使之形成了一个交通便利的商业性集镇。
不过，新安江航道并不是坦途，相反，它在徽州千山万岭间萦绕，形成了许多险要处。从安徽屯溪到浙江建德，直线距离不到100公里，天然有效落差却高达100余米，难怪清代诗人黄景仁在《新安滩》中这样描写：“一滩复一滩，一滩高一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这首诗从语言风格看，很可能采自新安江上的船工号子或是船歌。人们下杭州，回徽州，用歌唱的方式相互提醒鼓劲，战胜一路上的激流险滩。
勤勉与慕色
绩溪龙川奕世尚书坊
婺源李坑的文昌阁
大概正是由于徽州本地的生存压力，以及出入徽州的水陆交通之艰辛，磨砺出徽州人吃苦耐劳的品格。顾炎武在《肇域志》里提到过一些赶考的徽州人，即使家资巨富，也是一身粗麻短打、赤脚蹬草鞋的模样，千里跋涉到京，竟然“吝舆马之费”，带把雨伞就上路了。外人听上去大概要大跌眼镜，而徽州人自己却甘之如饴。生意场上的徽商更是如此，他们不断自我革新，对更好生活的追求似乎没有止境。前文提到的鲍志道便是一例。
初出徽州，稍有实力者会做小本生意，而像鲍志道这样的穷苦出身就只能先从伙计做起了。一路乞讨到达鄱阳后，鲍志道先是在同乡开设的商铺里帮工，这份工作收入微薄又相当辛苦，好在他一边干，一边还自学会计，几年下来，攒了一点本钱，就离开鄱阳，前往浙江金华经营浙盐，开始接触天下各业中获利最巨的盐业，不久又移居江苏栟茶场。
江苏栟茶场是两淮泰州分司的主要盐场之一。当时两淮盐商分为场商和运商两种，所谓“场商”，是指在盐场向灶户购盐的商人，即“主收盐”，而“运商”则是那些认引运盐的商人，即“主行盐”，两相比较，后者更易得利。
鲍志道在栟茶场主要做的就是运商。几单生意过后，经济条件又好了不少，但他并不满足于眼前的蝇头小利。二十岁那年，鲍志道定居盐业集散中心同时也是徽商大本营的扬州。我们知道，清代赋税之半来自盐业，而扬州的盐业经济乃全国之最，此时正值两淮运商极盛时期，鲍志道到扬州后先是辅佐政府经营盐业，不久后自成一家，逐渐做大。当时活跃在两淮的运商，光显著者就“有数百家”。政府从中选择实力最雄厚的担任总商，总领盐业运输，处理应对各种状况。据说，鲍志道在两淮总商的位子上一坐就是二十年，备受业界推崇。
徽杭古道+龙川
徽饶古道+江西饶州
在鲍志道的发家史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乞求安逸裹足不前的惰性。这就无怪乎绩溪人胡适曾称呼徽商为“徽骆驼”了。“骆驼”这个比喻形象地概括了徽商不屈不饶的精气神。
然而，一旦出了生意场，就算是骆驼，也难免有一晌贪欢的念头。徽州男子年纪尚小便要出门经商，因此早婚风气在徽州极为盛行，坊间有“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的说法，实际上，不少人在更小的年纪就已经完成了娶妻生子的人生大事。明末有名的话本小说集《八段锦》中，休宁徽商陈鲁生的父亲曾做主为他娶了一房妻子汪氏，汪氏腹中有五个月身孕时，陈父竟要打发儿子出门，说“男儿之志在四方，岂毙于妻儿枕边！”
徽州是徽商的梓里，但有的人一旦踏出家门，翻过大山，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机会返乡省亲，长江中下游的几个商业城市才是徽商长期生活的地方。血气方刚的徽州男子哪里把持得住青春诱惑？明清江南市井大概流传着许多徽商慕色的花边新闻，反映在小说里，就颇爱绘声绘色地描写这些情节。
陈鲁生一到地方没几日，便饥渴难耐，被帮闲的马六头“诱入那勾栏中去玩耍”，前前后后花了不少银子。同行的表叔陈尚义劝他“若怕凄凉，何不寻个媒人，娶个处女，早晚也可服侍。就是饮食汤水，也得如心。”陈鲁生欣然道：“老叔之言正合予意，快叫马六头来，寻媒说合，我实一时挨不得了。”
徽州有一房，在外再娶一房，这在徽商中不算少见。有个专门的说法叫“两头大”，两房媳妇分居别处，互不往来，但与传统意义上的妾有所不同的是，两房地位平等，各有住房和家产。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里，也记述了类似的情节。江苏太仓州江家小女被一个路过的徽商看上，徽商央了个熟事的媒婆到江家来说亲，媒婆得了钱，口吐莲花，三言两语就叫江老夫妇动了心。媒婆说：“这个朝奉只在扬州开当中盐，大孺人自在徽州家里。今讨去做二孺人，住在扬州当中，是两头大的，好不受用！亦且路不多远。”准女婿多金，女儿嫁出去又不受大房欺负，做父母的也就省了一半的心。而这种“两头大”的特殊婚姻模式，既满足了在外徽商的需求，也在徽州老家和客居地之间保持了微妙平衡。
徽州古村
不过，徽州男子在外寻欢，却苦了留在徽州老家的女人。能干的徽州女人支撑起整个家庭，赡养公婆，抚养儿女，而同样青春年少的她们，却只能在马头墙下，天井院中，望花滴泪，望月长叹。清人所撰的《新安女史征》描写了一个徽州妇人，丈夫在婚后三个月便外出了，妇人每到年底，就用辛苦攒下的钱买回一颗珠子，以此记下丈夫离家的年岁。一年又一年过去，珠子一点点增多，等丈夫返回家乡时，妇人已去世三年有余，唯剩下一串“记岁珠”。
女人的青春被年复一年的等待消磨殆尽，正因如此，徽州有特别多的闺怨歌谣，黟县有一首民谣唱的最为直白凄婉：“悔啊悔，悔不该嫁给出门郎，三年两头守空房，图什么大厅堂，贪什么高楼房，夜夜孤身睡空床，早知今日千般苦，我宁愿嫁给种田郎，日里田里忙耕种，夜里双双上花床。”在徽州乡间旅行，时常能见到明清时期的石牌坊，这其中有许多是贞节牌坊，旌表了一个个徽州的节妇孝女。歙县县城新南街有一座徽州最晚的牌坊，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石条上镌刻着一行字“徽州府属孝贞烈节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65078，这个数字实在是触目惊心！
徽学研究专家王振忠老师在《两地书》一文中，曾提到徽州文书里发现过的一封信函，是一位守在徽州老家照看公婆儿女的商人妇写给离家丈夫的家书。信中絮絮叨叨说了许多家事，在说完家长里短后，便催促丈夫早日还乡，“叫船须当赶快，不可沿途搭人，富阳、桐芦（庐）经过，七里龙（泷）也要小心，到了严州加纤，水路更要赶行，船上出恭仔细，夜间火烛小心，路上冷物少吃，尤恐吃了坏人”，不仅为丈夫规划了逆新安江而上的行程，还特别提醒沿途注意事项。
最后说到“平安到了梁下，千万不可步行，雇轿抬到家里，铺盖交与足人。”那意思是说，到了渔梁坝，你就别耽搁，赶紧上岸雇顶轿子，赶紧回家，行李别担心，交给过塘行的伙计随后送来就行了。字里行间，我们仿佛看到了妇人在灯下急笔切切的样子，而这，正是因徽州山水而遭际的独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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